徐孟南時常忘記自己的年齡。他自認為心理年齡是二十三四歲，和他現在的同學們差不多大。但實際上，他在2008年首次參加高考。
那年，他故意一題不答，往考卷上寫滿自己的教育改革設想。當然，這些設想沒有被采納，只換來了共計143分。而后，他接受了命運，打工、結婚、生子。后來，他離婚了。2018年，他又通過考試重返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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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九派新聞仔細辨考零分一事在各種層面上的影響。于家人而言當然是失敗的，因為沒考上大學讓父母失望了。于個人而言則影響不大，他平和樂觀，沒有長遠規劃，物欲很低。于社會而言則成敗難論。他籌謀了兩年，甚至放棄高考，只想借考取零分宣傳自己的教育理念，可理念沒有得到想象中的推廣。
不過，徐孟南仍堅信當初的作為是有意義的，退一萬步講，“總要有一種不同的聲音”。
徐孟南即將從安徽藝術學院畢業。圖/受訪者提供
捍衛消極自由
又是一年畢業季，悲傷和焦慮同時彌漫在安徽藝術學院。
眼前是33歲的徐孟南，他看上去還是學生模樣，瘦且白皙，身穿藍色T恤，頭上箍一根黑色發帶。說話時，他習慣看向右上方，像在仰望些什么。他細長的眼睛亮亮的，腳步輕快。
要很仔細看，才能在他身上看出歲月的痕跡。他發際線略微后移，有一點小肚子，箍上發帶是為了緩解緊張時的頭疼。
六人宿舍，有人考公，有人找工作。有室友考了兩次事業編都沒過，一邊放棄一邊復習。也有形象好、能力佳的男同學，進了面試卻被刷下來。這讓其他同學心有戚戚——他都考不上，我們就更不可能了。
徐孟南能部分理解他們的焦慮。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四下望去沒有目標，而社會時鐘高懸于頂，催促著他們成家立業，結婚生子。
從世俗層面來說，33歲的徐孟南似乎更應焦慮。他沒工作，沒房沒車，上有老下有小，連考公的年齡要過了。
他卻不以為然：“我有事情做。”
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徐孟南待在宿舍里，四五個小時能剪出一條五至八分鐘的動畫，一天剪個三四條，傳到短視頻平臺后會獲得流量激勵。因為坐得太久，宿舍的椅子都被他坐矮了。
他從去年開始做這份兼職，還交錢上網課，起初一剪就是一夜。猛抬頭，天色已亮，室友都起床了。剪著剪著，兼職變成全職，變成他當下的安身之法，一天下來能賺三百塊錢。
有同學來咨詢，他把教程推薦過去，可沒人學。就連網課群里也沒幾人堅持下來。這份營生要求長時間的專注，腰酸背疼是一方面，初期常常只有投入不見起色，十分消磨興趣。
徐孟南接下了這份工作，樂在其中。他說，這是他最喜歡的事，因為能自由創作。“如果沒有這件事做，我可能也會焦慮吧。”
“現在的我，應該是算是一個自由的狀態，是非常自由的。”徐孟南在捍衛自己的消極自由（注：“消極自由”由以賽亞·柏林提出，指個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要做自己喜歡的事，過有意義的生活。
“自由”“意義”永遠是打動他的關鍵詞。考零分一事就是被意義感所驅動。他想，人總有一死，而“被銘記，那是永遠活著！的！”他連用兩個感嘆號。
現在的徐孟南。圖/九派新聞覃鈺鈺
關鍵是沒錢
說話間，徐孟南靠在咖啡廳藍色的墻壁上，下巴微抬，像在仰望些什么。他陷入暢想，“如果有錢的話，我想出國看看。聽說荷蘭、德國的教育里比較好，就想去看看他們的教育理念。”
他的神情語氣都是二十來歲的樣子。但暢想很快落入現實，“關鍵是沒錢，沒錢也限制很多事情。”
徐孟南沒有那股出人頭地的勁。他對物質要求很低，衣服褲子就幾件，夏天穿，冬天也能穿，不過是罩件襖子加條秋褲的區別。現在，他的毛衣是五年前買的，藍色T恤的領口生出褶皺。至于宿舍桌面，只有電腦、鼠標、插排、路由器和一包紙巾。
室友孫宇說，其他人的洗手臺上都擺著洗面奶、水乳，徐孟南從來不用這些，“就只有洗發水、沐浴露、牙膏牙刷”。
據媒體報道，過去還在打工時，徐孟南對世俗追求便看得很淡了，工友看到他每天揣著書看到夜里十一二點，私下里都說他“太會裝了”。
一位工友回憶，他平時連礦泉水都沒請大家喝，但有一次找到他借了一萬塊錢，他問都沒問就答應了，“出門在外打工，大家都提防這呢，他倒還好。”那位工友說。
現在亦是平和散淡。家人催他相親，他不在乎。村人議論起他的情況，他也不介意。前幾天，他還想著在縣城買房，方便小孩上學。“但想著以后可能會貶值又不買了。”他又想，買房可以，但如果不是全款還是算了，因為這意味著壓力。
畢業后，他打算畢業后回老家住，繼續更新賬號，順便多陪陪兒子。只是，“村上都沒什么年輕人了。”
高考0分計劃
回過頭看，“考零分”是他唯一的壯舉。
2006年的一天，高一學生徐孟南在新華書店看到韓寒的雜文集《通稿2003》，在一篇名為《穿著棉襖洗澡》的文章里，韓寒認為，“對于以后不去搞理科方面研究的人，數學只要到初二水平就絕對足夠了。”
徐孟南過去算得上好學生，跟著家里人下地的時候，會獨自趴在田埂上做數學題。因為成績好，還受到老師的呵護。據《澎湃新聞》的報道，有一次他和同學打架，老師的反應是，“肯定不是你的原因，是他的原因。”
可看過韓寒的文章后，他恍然感到被現行教育制度欺騙，“好像知道了一個大秘密”。回到教室，他看著密密麻麻的習題，想到以后也用不上，他陷入痛苦。
他又觀察同學，有的中規中矩猶如流水線產品，有的偏科嚴重無緣大學，都是現行教育制度的犧牲品。
于是，徐孟南白天強忍著激憤聽課，晚上上網搜集資料。他總結出一套“三人行教育體制”。簡單地說，他希望各年級的學生都能因愛好而學習，初中培養愛好，高中根據愛好分科，再選拔進大學。
方案出來后，高二的徐孟南感覺自己好了不起。他在自述中寫道，“隱隱約約感覺，這個暗合了我從小一直有的，我是個做大事情的人。”但他并沒有沉浸興奮與愉悅中，想的是下一步該怎么辦，如何讓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教育理念，“好造福子子孫孫”。
高中時期的徐孟南。圖/受訪者提供
起初，他給韓寒、蔣多多（2007年的0分考生）、教育部長寫信，均石沉大海。他又將“三人行教育”寫成小說，投給出版社，收到的回復是“不能列入出版計劃”。
能做的都做了，最后的方案只剩高考了。他把“三人行教育理念”作為答案寫入試卷，期待成為當年的“0分考生”，像前一年的蔣多多一樣獲得媒體關注，再借機宣傳自己的教育理念。
可天不遂人愿，他最后還是拿了143分，沒有媒體前來。
徐孟南決定去自殺。他寫了封遺書，首次對家人挑明自己的理念，然后帶著兩件舊衣服出門。在家鄉的渦河岸邊，他擺上舊衣，搬到一塊大石頭扔到一邊，制造“墜石落河”的假象，最后買了車票去鄰縣。
他沒有多少錢，每天只吃一頓飯，睡大街、工地和河邊。夜里，他幻想著“自殺”后引起關注成名，來熬過長夜。蚊蟲不斷騷擾，他就用廢棄的宣傳條幅遮住臉和手臂，一夜拍打。
如此生活五六天后，媒體上還沒有他的消息，徐孟南的內心矛盾起來。最后，他在大雨里徒步了34公里回家。
狂人或普通人
“（考零分）整個過程里，沒有快樂，只有痛苦。”徐孟南現在評價，“我并不想做這個事情，但又覺得這件事是對的，有意義的。”
他不告訴任何人自己的理念和方案。一來他內向膽小，當眾讀課文都會心生膽怯、雙腿顫抖。二來害怕被勸阻考0分。
他用“孤獨”“痛苦”“凄慘”形容那段時間。他說，他經常在考零分和上大學之間徘徊。考了零分，就會傷害父母，他們每天起早貪黑養家，“真心傷不起”。不考零分，就浪費了自己絞盡腦汁的宣傳。
他想，如果自己是孤兒就好了。就不會想到父親每天三四點起床熬糖水制作芝麻糖，再騎著破舊的自行車去城里叫賣。不會想到母親大冬天雙手泡在冰冷的水里清理牛腸中的贓物。于是他又想好好學習了，但思緒并未停止，他想到留名青史，想到自己可以做一件大事……
他總是夢到自己拿著小說去出版社，到了門口卻踟躕不前。他說，或許在潛意識里，他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的行動，尤其是家人。
“我常常有負罪感，畢竟在很多人眼里這是不光彩的事情，我是無所謂，可我不想讓家人難堪。”他現在分析，“那段時間，我一直在猶豫又堅決。”
直到高考前一兩個月，他知道自己考不出很好的成績了，只能靜靜地按照計劃考零分。“這時我心中很平靜。”
高考結束，作為新聞人物，徐孟南短暫地獲得了關注。潮水退去后，他被拋入社會。
其間，他遇到別人求助，于是把身上的700塊錢都借給對方。騙子都傻了，問他要不要給自己留200塊。他拒絕了。過了好一會兒，他才發現被騙，于是安慰自己，不過是700塊錢。但難受又是真實的。
他去上海投奔姐姐，進入一個包裝廠打工，每天工作12小時，每月工資800塊，無勞動合同。
徐孟南在工廠。圖/受訪者提供
他知道這低于上海最低工資標準——每月960塊，不簽勞動合同更是違法的。他咨詢了律師，找勞動仲裁，要求雙倍工資賠償。投訴的結果還沒下來，兩位老板就把他叫到辦公室，問他到底圖什么。徐孟南說，一為工資，二為法律。
“別人都不這樣，你為什么這樣做？”老板說，上海不正規的廠很多，但提供了很多就業崗位。徐孟南說出了自己高考故意考零分的故事，警告老板：“我要的就是改變這種現狀。”
老板笑了，“如果你還要這樣下去，我可以多花幾萬塊錢，換個地方開廠。但你也不好過，包括你的家人。”徐孟南被這句話嚇住了，他接受了老板提出的條件，不讓其他同事知道，拿了雙倍工資走人。
2010年，徐孟南在家人的安排下與一位患有聽力障礙的姑娘結婚。他在岳父的豬毛長打工，每月工資3000元。
他原先想著結婚后上個輕松的班，還能繼續搞教育。但事實是，結婚后他不再關心教育了。那段時間，“快樂來自于能多掙點錢，煩惱就是錢掙少了，家庭瑣事上也煩惱”。他和妻子不談理想，只聊生活瑣事。
徐孟南覺得自己寄人籬下，生活困苦。2017年，兩人離婚，女兒交給前妻撫養，他帶著兒子。
重返校園
早在2008年考零分后，徐孟南就想復讀，家人不讓，擔心他又胡來。離婚后，他感覺自己的心境還停留在當年高考結束時，“沉舟側畔千帆，病樹前頭萬木春”，他重新思考起未來的去向，高考的想法浮上心頭。
好像一切條件都成熟了。他有了點積蓄，沒有家庭束縛，高中畢業10年的他也更成熟開朗，不像以前，“跟個悶葫蘆似的，會失去很多在大學里的快樂”。
有人問他，怎么不去多掙點錢。他回答，讀大學后可能會掙更多。但他心底明白，讀出來也掙不了多少錢。那時，靠著做電商和寫自媒體文章，他一個月已經能掙1萬元，而他之所以高考，“只是想去上學而已”。
由于對學歷沒有要求，也懶得再去復習高中深奧的知識，他把目標定為專科。
那年冬天，在招生辦排隊報名時，徐孟南用手機搜索高考政策，意外地發現，早在2014年，國家頒布新的高考制度，在上海市和浙江省試行。新高考的“選科考試”“走班學習”“一年多考”等制度，與他的“三人行教育理念”幾乎一致。
徐孟南欣喜若狂，想起當年被嘲笑，他有一種一雪前恥的痛快，“這說明我的想法是對的”。
2018年，徐孟南考上了一所職業學院，學的是新聞專業。
重返校園，他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專科三年沒翹過一堂課。身為班長，還有其他事務要忙，上課期間若要有老師在教室外找他，他都不會出去，覺得影響自己聽課。
那時他還沒開始做視頻，每日在圖書館、宿舍間兩點一線。
他跟同學也不大提起之前的經歷。“那都是過去了”。但同學或許也會知道。軍訓時，有學生走到他的方陣前，指著他跟另一個同學講，“你崇拜的那個人來了。”
他很少提起過去的事，有同學提，他也會打哈哈，把話題引向其他的事。
2021年，徐孟南通過專升本考入安徽藝術學院。
在本科室友孫宇（化名）看來，徐孟南是個靠譜的人。畢業季，同學們都忙著事，徐孟南幫好幾位同學轉交資料，跑前跑后。一次半夜，室友們都睡了，孫宇肚子疼得厲害，下了床。徐孟南看到了，怕吵到其他同學，小小聲地問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幫他聯系輔導員。這讓他感到被關懷。
孫宇1999年出生，比徐孟南小了整整十歲。他總是會忽略他們之間的年齡差，因為徐孟南長著張娃娃臉。徐孟南也總是忘記自己的年齡。
于他而言，在社會上摸爬滾打的那些年并沒有讓他學會太多。他做著最基礎的活，沒有與太多人交流，也沒混上個管理層。他自認為心理年齡應該就二十四五歲，比同學大不了多少。
孫宇記得，有時候舍友們聊天，徐孟南會提起自己的兒子，學習不好怎么辦，個子不高怎么辦。比他小十歲的室友們支招，“給他補鈣！給他吃肉！給他喝牛奶！”徐孟南聽了點點頭，“噢，是的。”
孫宇對徐孟南的刻苦印象深刻。他們曾一起考研，為了不浪費時間，徐孟南晚上住在圖書館的小房間里，不回宿舍，別人還在考研起步的時候，他已經背了兩三遍單詞。孫宇覺得，每天學那么久，他是做不到的。
在孫宇看來，徐孟南有精神性的東西在支撐著自己，“最起碼他的人生是努力的，一個努力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徐孟南在考研。圖/受訪者提供
現實壓力
徐孟南想考教育學的研究生，想再研究教育制度，努力了很久，還是放棄了。
他給的理由是，那時已經接觸上短視頻制作，可以賺點錢，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我也考不上特別好的大學，做學術的話，沒有很好的老師帶也很難出成果。”他想再賺幾年錢，或許能出國看看，過幾年再考研也行。
孫宇從沒見過徐孟南焦慮，只見他開解其他同學，“慢慢來，總會有辦法的。”但他想，徐孟南也有自己的經濟壓力，“包括現在每天剪那么長時間的視頻，要動腦又很瑣碎……畢竟還有個小孩要養。”
徐孟南的兒子10歲了，活潑，不粘他，甚至有些怕他。兒子在縣城里的民辦寄宿制小學上學，每隔兩周才能回一趟家。他給兒子買過一個電話手表，兒子經常給他發消息，也不說想他，只是讓他轉告爺爺奶奶說，放學了，要回家了。
他承認自己陪伴孩子的時間很少，有些自責。但又想到，如果不送去那所寄宿小學，他沒辦法接送孩子上學，父母接送又有危險。而且鄉村小學的規模很小，每個班只有個位數，給不了太好的教育。他還安慰自己，如果去上班，自己會到外地，兒子也會成為留守兒童。現在上學，好歹還有寒暑假能夠陪伴。
專升本之前，徐孟南短暫地去找過工作，他做過課程銷售和網站編輯。他不喜歡打電話，課程銷售卻要打好多個電話，成功率卻很低。
網站編輯他倒是有經驗。他曾創建一個叫“高考0分聲”的網站，更新自己和同期高考生的進展、相關政策更新和媒體報道。對這份工作，他馬上就能上手，還教其他同事操作，領導也夸他編輯得好。結果一發工資，“比不如我的同事還少了500塊”。領導告訴他，面試時他同意得太快，給的工資比其他人少。徐孟南想，自己可能遭遇了年齡歧視。
徐孟南自建的網站“高考0分聲”。網絡截圖
想到上班破事太多，還不如回家躺著賺錢多（他的網店現在還有收入），徐孟南辭掉工作。總結過去的工作經驗，他承認，他不喜歡上班，不喜歡坐在辦公室里，寧可從事從前的輕體力勞動。
和徐孟南同期的“0分考生”，有人中年發胖禿頂，害怕說錯話。有人在工地上賺錢，早就放棄理想。也有的不再接受采訪，隱匿茫茫人海。
唯有徐孟南，還偶爾在網上更新動態。他沒有放棄對自己教育理念的宣傳，也沒那么執著。他覺得他的理念是正確的，所以理想總會實現，只是不一定由他實現。但總會有那么一天。
他與九派新聞仔細辨考零分一事在各種層面上的影響。于家人而言當然是失敗的：沒考上大學讓父母失望了。于個人而言則影響不大，他對自己的現狀感到滿意。
于社會而言則成敗難論。他籌謀了兩年，甚至放棄高考，只想借考取零分宣傳自己的教育理念。可理念沒有得到想象中的推廣。
不過，徐孟南仍堅信當初的作為是有意義的，退一萬步講，“總要有一種不同的聲音”。
九派新聞記者覃鈺鈺發自安徽合肥
編輯曾金秋
【來源：九派新聞】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創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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