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打假海鮮市場缺斤少兩走紅網絡的視頻博主“鐵頭懲惡揚善”（下稱“鐵頭”）暗訪并舉報教育培訓巨頭新東方違規補課，迫使杭州教培機構紛紛關門停課。

(相關資料圖)

自“雙減”政策出臺以來，校外教培行業迎來了最嚴酷的寒冬。原本高調經營的“學而思” “新東方”等頭部教培品牌全部銷聲匿跡，紛紛更名或轉入“半地下”狀態，隱秘地維持著自己的商業版圖。機構、學生、家長彼此也達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鐵頭的舉報揭開了這層“沉默的共識”。但相比于早前揭露“鬼秤”時輿論對于不良商販的討伐，對于被關停的機構，以及參與補課的老師、學生和家長，社會輿論則有著更多的同情。

鐵頭和新東方的“大戰”究竟牽動了哪條神經，使本來對教培行業保持沉默的社會大眾一觸即發？為什么校外教培無法被根除？以及，前有運動式治理，后有“鐵頭式”舉報，我們該怎樣實現真正的教育公平？

撰文｜盆盆

編輯｜陽少

01

海鮮市場不能缺斤少兩，

教培機構可以違規上課？

鐵頭的走紅，源于一次成功的打假經歷：他在三亞海鮮市場遭遇“五兩秤”騙局，與商戶發生激烈爭執，并要求當地監管部門頂格處罰。最終，鐵頭大獲全勝，該市場被罰款10萬元，商戶則被清退并處罰款30萬元。

當時的鐵頭被網友譽為“正道的光”，評論區幾乎沒有任何質疑和反對的聲音。然而，僅僅一個月過去，從海鮮市場走向教培機構的鐵頭，角色就發生了反轉。在教培機構停課的新聞評論區，有網友寫道：“我謝謝這些所謂的網紅，新東方停課了，一對一補課更貴了，是你們抬高補課的單價，斷了普通家庭孩子的進步之路。”

這不禁讓人感到疑惑，也有人因此為鐵頭叫屈：海鮮市場不能缺斤少兩，教培機構就可以違規上課嗎？換言之，缺斤少兩固然違法，但教培行業在此時也是一種不正當經營，二者之間并無本質區別，卻何以換來截然相反的輿論態度？

這或許可以被看作潛規則和法律現實的沖突。

盡管30萬的罰款對于一個普通商販來說可能是畸重的，但從社會公眾的期待而言，打擊不良商販能帶來一種社會秩序的正反饋，缺斤少兩的商販越來越少，整個市場就一定能向“公平”回歸，因為市場的交易機制建立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基石之上。

但教育培訓行業則不然，課外輔導班的存在是一種隱秘的潛規則。哪怕在“雙減”政策落地之后，頭部品牌也可以“靈活地”轉變經營方式，邀請心領神會的家長敲開“素養教育”的課室，小型機構則并未受到較大影響，私人家教的熱度更是不減反增。這種無言的默契使得許多監管部門也選擇了“無為而治”，比如由工商管理部門而非教育主管部門出面整頓教培機構，以規避“雙減”政策下的嚴厲處罰。

機構、學生、家長，甚至相關部門，都達成了這樣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識，這恰恰體現了現行教育選拔機制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教學內容和選拔要求的分離、義務教育階段對“應試”的人為偏見、搖號入學和地段入學等問題。學校難以依托原有機制招收與自身辦學層次匹配的學生，學生也無法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正常的分流。因此，校外教培就好像這個機制上的一個“補丁”，通過這個補丁，社會各方就可以繞開原本不完善的程序，合理和穩定地讓系統運作下去。

而像鐵頭這樣的舉報，就像非要揭穿你下載的補丁是盜版軟件，要求你立即卸載。問題是，如果沒有這個補丁，原有的機制就會失靈，而鐵頭作為一個純粹的破壞者，顯然無法提供合適的替代方案。

原有的秩序被破壞，新的模式又不能建立，鐵頭和新東方乃至整個教培領域的大戰，只會造成一種混亂，而不是向合理公正機制的回歸。

做個不恰當的類比，圍繞著新東方“違法/違規”的爭論，幾乎與前段時間的“修橋收費過河”事件如出一轍。反對者認為這無疑觸犯了相關規定，理應得到制裁，支持者則覺得這座“橋”的存在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歸根結底，問題的關鍵不在這座橋本身，而在于橋所連接的此岸與彼岸，如果道路只有一條而別無選擇，如果這條路真的非走不可，那么，對于它該不該存在的探討，就沒有任何意義。

紀錄片《高考》

02

無法被根除的校外教培

“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面臨激烈的教育分流，校外教培機構扮演了一個“定心丹”和“救心丸”的角色，慢慢成為了升學的必由之路，讓一代又一代學生和家長的“前赴后繼”。

應該說，這場“饑餓游戲”的參與者主要以一二線城市的“新中產”為主。一方面，他們所擁有的資源無法與國內教育體系徹底割席，孩子仍然在公立學校內就讀；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滿足于學校的教育功能本身，而是將升學視作一場對未來的投資，希望通過教育分流來確保孩子擁有不輸于父輩的發展前景，實現一種階層的“代際復制”。

這并不能簡單歸咎于家長的過度焦慮。根據河南省教育廳印發的《關于做好2020年高中階段教育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2020年，該省普高計劃錄取75萬人，但同年，該省約有148.3萬初中畢業生，兩組數據相差驚人的73.3萬。這并非個案，像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近幾年公辦普高升學率也在50％ 左右徘徊，這意味著將有約一半學生面臨職業教育、返鄉或輟學。據教育部網站文獻資料《2020年教育統計數據》，全國除港澳臺外的31個省級行政區中，仍有19個地區普高錄取率低于六成。

對于很多家長來說，參加校外教培的目的不在乎學到了什么，而是別的孩子學了，為什么我家的沒學。在這方面，鐵頭的觀點是一致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假如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不學（指參加校外培訓），你們的孩子也不能學。”

教培就像一個入場券，參與比得到更重要。許多培訓機構面對家長和孩子打出的宣傳語是“占比達50%的學員升入區重點以上學校”云云，這種偽因果讓人不免覺得，融入這個“圈子”是進入名校的第一步。

例如，在小升初過程中，由于義務教育階段對“掐尖入學”的明令禁止，廣大初中普遍采用“秘密招生”的方式，學生和學校之間存在的巨大信息差，只能通過兼具咨詢和中介功能的教培機構來填平。另外，在“雙減”政策和“素質教育”的要求下，教師不得不降低課程的難度，減少教學的內容，就連小學高年級的考試，也要被冠以“陽光綜合素養測評”的名頭，更別說不允許組織期中期末考的低年級了。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存在著大量“吃不飽”的學生，被迫與等在校門外的教培機構“雙向奔赴。

同時，正如前面提到，對于中國中產家庭而言，教育是一種投資而不是消費，它是競爭性而非普惠性的。在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家庭和個人必須回應社會對“書中自有黃金屋”的期待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恐慌。一個身在國內教育體制下的學生，衡量其人生前18年成敗的標尺，無非兩場考試：一場中考，一場高考。這意味著家長們將和教育相關的投入大都花費在了與應試教育直接掛鉤的學科培訓上，最終目的是讓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學，而大學是社會再生產的核心場所，決定著下一代是否能繼續維系其父母輩的社會和經濟地位。

“多考一分，干掉千人”是中國高考顛撲不破的箴言，在以排名分配資源的機制中，一個人的勝出必然直觀地代表著另一個人的失敗。因此，懼怕被機制淘汰的家長們需要找到一個可以投入競爭性文化資本的場所，以使自己的孩子在同齡人的比拼中獲得更加顯著的優勢，但公立學校顯然無法承擔這一功能，而盈利性的課外教培機構恰恰是填補這一邏輯漏洞的關鍵。

極其有限的教育資源、單向度的考試評價指標、鼓勵競爭的社會風氣，無不驅動著學生和家長在內卷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拉開一場與時間和金錢賽跑的軍備競賽。

電影《學爸》

03

從“根除”到“治理”：公平不是大家一無所有

前文的論述讓我們明白，當下教育領域出現的種種怪象，不僅僅是教育自身出了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在教育領域的投射。因此，無論怎樣對教培機構大動干戈，只要其根源未能除盡，就無法得到真正的改善。

真正的問題是，蛋糕并沒有被做大——如前所言，大部分省份的普高升學率，仍然在六成關口上反復徘徊，哪怕學生成功完成了高等教育，即將面對的也是極其嚴峻的就業形勢。承擔著中產焦慮的教培行業，就像在一片肥力已經耗盡的土地上不斷開墾，再怎么努力，也只會結出一朵又一朵無實花。

當然，鐵頭確實提供了一種方案，但在整個社會的教育焦慮面前，鐵頭與新東方的對抗會淪為一種堂吉訶德式的荒誕。這并不是在為教培機構的存在辯護，而是想強調，頑疾深重的結構化問題絕不是一次舉報就能徹底根治的。

很多地方教育部門其實早就嘗試過”鐵頭方案“，比如采用絕對平等的搖號入學，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概率入讀本地最好的初中，也可能反之。這樣的舉措看上去消除了教培機構存在的必要性，甚至讓小學也可以立刻關門大吉。但這種方案會帶來兩個問題，其一，教育成果失去可被檢驗性，學生的付出與回報無法等價；其二，教育資源質量整體下滑，整個教育領域在低效中內耗。最終，它只會帶來全社會的受損，可這更像是“鐵頭們”的邏輯：只要整個社會都一無所有，它就是公平的。

在教育的語境下，“公平”無法像海鮮市場的斤兩和價格一樣被衡量，更難以具體地區分誰受益、誰受害。學生和家長想要的“公平”，是一條承載著千軍萬馬、通往所謂“階級躍升”之路的獨木橋，只要拼得頭破血流的學生和家長還能確信自己正在朝向前方的曙光，就可以感受到一種被眾人裹挾前行的安全感。

紀錄片《高考》

課外教培根植于整個社會的階層上升焦慮和公立教育普惠性的悖論之中。但無論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都不應當是“不投入”和“不評價”，課外教培的問題應該被“治理”，而非被“根除”，因為它不是中國教育身上可被切除的增生物，而是構成這個體系的零件本身。

今天，我們看到的現象是，人們一邊用“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來自我欺騙，一邊鼓吹“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神話。聚光燈下的專家還會繼續高談闊論著“全方位發展”和“公平教育”的理想，升學孩童的父母卻仍然在為一個學位而四處奔走。

也許，我們可以嘗試通過做大蛋糕來緩解公眾焦慮，讓每一所中小學都各具發展特色，而非建設旗艦式的巨無霸學校，以抽水泵的壟斷格局攫取所有地方性教育投入。亦或者，從社會心態入手，制定更加多元的評價指標，來對抗應試技能的單向度投入，倡導并保障更加多元的發展路徑。

在當下，教育公平的實現要依賴于整個社會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變革，任重道遠，但是，它也絕不應當是一種在“大家都一無所有”的基礎上實現的“偽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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