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先生是享譽世界的數學家，曾攻克過多個數學難題，并獲得菲爾茨獎等多個世界級的數學大獎，其學術成就在世界上受到公認。在美國，他不僅提攜中國的學術后輩，而且培養了多名杰出學生。在中國，他成立了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中心，在“不拿一分錢”的情況下，以一己之力大大提高了清華大學數學系的水平。此外，他還在其他大學組建了數學中心，為整個中國的數學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

丘成桐先生對人才培養與學術發展，也有著獨到見解。他認為：大學問來自于生命深處爆發出的精力，好的科學家，恰恰需要興趣，恰恰需要人文科學的滋養和啟發。在他看來，中國真正為興趣而做學問的人少之又少，中國家長和學生更熱衷于出國和賺錢，缺乏“非解決一個重要科學問題”的狂熱。

本文為燕京書評對丘成桐的訪談，群學書院轉自“學人Scholar”微信公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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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丘成桐

來源 | 燕京書評、學人Scholar

01

大學問來自于

生命深處爆發出的精力

問：你曾經建議教育部門，選擇一些名人傳記、數學科普書作為學生必讀書；作為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在國內也廣為人知的數學家，這也是你寫自傳的原因之一嗎？

丘：這是原因之一，希望我生平念書的經驗，對于年輕的學生會有些幫助。現在很多學生家里還算小康，他們沒有什么道理念不好書，一些同學卻往往抱怨念書困難。我出生于一個窮人家庭，在數學上也算是有所貢獻，希望學生知道讀書遇到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他們在學業上也可以出人頭地。

對于有志于學的年輕人來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一個真正有學問的學者。不僅僅要考試考得好，還要對學問有興趣才行——我一輩子都對學問有興趣，所以不怕困難，就算是有困難也能夠克服。我對學問的濃厚興趣，讓我畢生受用不盡。

很多學生讀書的唯一目標就是考試時拿到好的分數，而一般的學者的目標則是趕快去拿個頭銜，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名譽，這些都不是做學問的主要目標。中國有不少學者的學問還是不錯的，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師還是有一段距離，大概是因為他們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所以終究不能成大器。

問：你認為，多讀幾部科學家傳記、數學科普書，培養學生的興趣，要比參加奧賽訓練更重要。你在自傳中也提及，有的大陸學生很聰明，也很有數學天分，但后來改行了。那么，你是強調“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嗎？就你自己的親身經驗和教學觀察，這一點是否明顯？

丘：“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一點很重要。你受到啟發，會花很多功夫，去思考，去用功。如果對學問沒有興趣，勉勉強強懂一點點基本知識就以為夠了，不會用生命深處爆發出來的精力去研究學問，很難成就大學問。有人很有錢，他還是喜歡冒險，爬很高的山，因為他覺得爬山挺有挑戰感，就是要爬。美國一些有錢人喜歡去太空冒險，自己花錢去做太空船，賺不賺錢他不見得在乎；他覺得去太空夠刺激，他有興趣；假如沒有興趣，他不會去做這些事。很多大學問，都是因為研究者有興趣做出來的。

二十世紀最出名的生物學大師沃森寫了一本書，敘述他和他的同伴怎么發現DNA的過程。開宗明義就說他當時很年輕，不到22歲就想去解決生物學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了解生命的基本結構。他認為他可以找到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他非要將它做出來不可，就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這個問題上面去了。他找了他的朋友一起做，花了很多功夫，終于在幾年內做出來了。當時，和他競爭的對手是諾貝爾獎得主珀倫，他也不怕， 他和他的朋友搶先完成了這一研究。

沃森雖然只是很年輕的剛畢業的學生，但敢于闖敢于做大事，因為他覺得人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揭示生命的結構，他認為這個問題的解答會讓他青史留名。我想他做這個問題的時候，沒有想過要拿諾貝爾獎，而是很狂熱的投入，非要將最重要的結果做出來不可。

我坦白講，在中國年輕的科學家，很少愿意把全部精力放進去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且非要解決它不可。大部分中國小孩子很少有這個狂熱，他們考慮的是要出國要賺錢。

02

人文學能夠形成

科學研究的感覺

問：你在自傳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詩詞，比如，王國維描述做學問的三重境界、屈原的詩句，包括書后所附你創作的古樸典雅的《中華賦》。你還說，《紅樓夢》中的愛情主線讓你感動，階級沖突使你產生了切膚之痛，而這部小說的結構影響了你對數學的看法。這似乎是說，你早期受到的人文教育潛移默化的作用于你的數學研究，或啟發你數學研究的靈感。實際情形是否如此？

丘：一般來說，一個好的科學家都會受到人文科學的影響。但是，每個學者開始做學問時，都會花很多時間去學好大大小小的基本功夫。先要走一段打好基礎的路，再走一段其他人沒有走過的路。我們在走沒有人走過的路時，往往要做一些決策，這個決策受到人文科學很大的影響。在三岔路時，要選擇走哪條路才比較豐富，得出更好的成果？人文科學帶給你的修養，往往給你一個很重要的支持。

我們爬山爬到半路，遇到困難時，我們會不會放棄？這是個很重要的決定。做學問時，往往要走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我們走到半路時會不會不放心？這個決策是很重要的。爬過一座座山后，你是不是繼續走這條路或是走另一條路，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決定，因為有可能走下去，會到盡頭了，要知所進退。但有時候，你曉得路徑是對的，走過去還會有很豐富的前景，后邊盡管有風險，你還是要往前走。

1979年，丘成桐游覽北京頤和園

做重要的決策不見得是科學的，往往由一種感覺來決定——你對學問的感覺或是你對大自然的感覺，對你的研究極為重要。你的感覺對不對，能不能帶給你好處，對前沿的研究是很重要的。這個感覺往往是從小訓練出來的，是我們和大自然交流得出來的結果。為什么呢？因為詩詞也是我們心靈跟大自然交流的一個渠道，假如和大自然交流得好，對科學就有感覺。做決斷的時候，一個好的科學家跟第二流的科學家往往不一樣，沒有什么特別原因，和科學家受到哲學的培養，對學問的了解都有關系，不是完全孤立的。假如沒有這方面素質的培養就做不好，這些都不是科學的決定，怎么往前走，和人文的修養有密切的關系。

無論在歷史上或者文學上，都有很多人類寶貴的經驗記錄下來，比如霍去病跨越沙漠去打匈奴，他決定要向前沖，去攻打匈奴單于，為什么他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有些人會怕，因為從來沒有人在大漠上奔馳千里去攻打匈奴，但霍去病決定要做，結果打了勝仗，但不是會打勝仗。他開始時不見得清楚，得要靠他自己的直覺，他要知彼知己，也要曉得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這種種經驗都是訓練出來的，不是隨便得到的。

北大也好，清華也好，有些小孩子志氣大得很，他說我要解決大問題，否則我就不算偉大。話很動聽，但他有這個能力嗎？他可能根本沒有這個能力，夸口可就沒有意思了。假如他要爬珠穆朗瑪峰，赤手空拳就準備去爬，這不可能的事。對吧？總要拿一大堆工具。

這些都是人生的經驗，所以人文的修養輔助上科學的修養。歸根到底，最重要還是要學習基本的工具，不懂加減乘除就不可能懂得微積分，就像你爬山的時候沒有好的鞋子好的手套，你想爬上珠穆朗瑪峰是不可能的。

03

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

都很重要

問：你的父親丘鎮英是早稻田大學碩士，他嚴格要求孩子們努力讀書；你的母親念完了高中，在你父親去世之后拒絕了你大舅讓你去養鴨的建議，在最艱難的時候仍然激勵你努力讀書。雖然你后來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比如薩拉夫的幫助、陳省身的指導等。但我覺得，這種家庭教育的理念會激勵一個人努力學習。你對此有何體會？

丘：對，這確實重要。我父親是有學問的學者，他重視的是教導我一個學者應當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個商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商人，他們期望自己的孩子長大后能夠賺錢，不在乎孩子學習到什么新的學問，也不在乎孩子對大自然有什么了解，也不在乎孩子在學術上有什么貢獻，而是希望小孩子以后一輩子無憂無慮，能夠過著好的生活，無災無難到公卿！——這就是一般中國家長的愿望。

1941年，丘成桐的父親丘鎮英和母親梁若琳的結婚照

很多小孩子都會迎合家長的要求，他們明明對某些學問有很大的興趣，但他往往會受到家長的影響，慢慢地也不會把這些興趣看得重要。畢竟人在年輕的時候，思想還沒有穩定下來，會受到大人的影響。大人往往勸導你感興趣的這些東西念了也對你以后沒有什么好處，甚至對社會沒有什么好處，你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趕快去念金融，研究投資，以后可以開公司，小孩子聽多了就很容易改變態度。現在媒體常常描述，某一個商業成功者怎么賺到第一桶金，怎么成功創業，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天天講這些事情，所以小孩子就不會覺得念書本身有價值，對學問的興趣也少了很多，因為他不認為做學問是一個高尚、高雅的活動。

每一個時代有不同的想法，每一個團體也有不同的想法。假如你在唐朝的時候，你會覺得寫詩寫得好，是件很風雅的事，現在我們的社會認為做生意重要，所以有不同的風氣。可幸我父親跟我母親從來沒有認為念書是為了賺錢的，就算我家里最艱苦的時候，他們也沒有說我以后要賺大錢，甚至沒有要求我賺錢來維持家計，他們覺得我好好地念書就一定有前途，不用管其他的事。

我父親在世的時候，因為小孩很多，他工作很辛苦。當時，我父親一年的薪水才2000塊港幣，一個月的房租是100塊錢，剩下的錢就很少了，但他還是維持下去，堅持我們要念書，他覺得念書很重要。同時，我父親搞哲學，他常常會把學生召集到我們家里來討論學問，這種做學問的態度跟風氣對我影響很大。

我母親在我父親去世以后，希望我很快成長。因為生活很艱苦。但是，就算在生活艱苦的時候，我母親也沒有要求我去念電子工程或者金融，她覺得我念數學也沒什么不好，只要我喜歡，只要成才，懂得這門學問，她就覺得很滿足。

這對我很重要，讓我有膽量去念一般人家認為不重要的科目。我中學的時候，大部分同學都想念電機工程，我就對數學有興趣，這是我父母對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放任我去念我喜歡的東西，使我一生受益。

問：你就讀的香港培正中學“數學老師尤其突出，絕大部分水平奇高”，你還特別提到老師梁君偉非常棒。而培正中學也出了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七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數學家蕭蔭堂和你。由此可見，高質量的教師對于學生的重要性。在中國，教育資源分配極不平衡，絕大多數中學的數學教育都達不到培正的水平。在中學數學教師的培養上，你有什么看法？

丘：教學的質量和教師的素質，跟學校得到的投資有很密切的關系。當年我念培正中學的時候，中學由美國浸信會支持，有不錯的經費。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教會就不大支持培正中學了，經費主要由政府付出，政府就管了很多事情，要培正跟其他比較差的學校看齊，要遵守政府定下來的規矩。當年我們念培正的時候，很多課都是其他學校不教的。我們的老師很好，能夠教很多與眾不同而有趣的課程，這對我們學生影響很大。

中國的小學教育，從前經費是不夠的，現在比較好了。中學教育也開始大改變了，不是從前的光景了。20年前中國的中學教育實際上是不行的，但現在有很多很不錯的中學，比從前好多了。所以，教育的發展跟經濟還是有很密切的關系，現在政府也愿意投資教育。同時，政府對中學教育的管制也慢慢放松不少。當年香港政府對培正中學管得不多，主要是學校自己管理，比較自由。薪資高了，老師也愿意多花功夫去教學生；如果薪資不夠，學校請不到第一流的老師，素質就不大行。

老師的報酬太高也不見得是最好的事，但一定的水平總是要有的。假如一個老師要花全部時間教學生，他家里挨餓是不行的。如果老師的薪資太低，不能解決家里的基本生活開支，他怎么可能安心教書呢？這是現實的問題。我老家在廣東蕉嶺縣，我第一次去時，窮得一塌糊涂，中學、小學都不行，現在的教育質量慢慢提上來了。

04

為興趣而做學問的學者

在中國并不多見

問：在哲學史上有一個故事：有一天，古希臘哲學家和數學家泰勒斯夜觀天象，一不小心掉到一個坑里面。這個時候路過的婢女看見了就哈哈大笑說，你連地上的事情都沒有搞清楚，就要去研究天上的事情。泰勒斯對這個事情耿耿于懷，他通過觀察天象，發現來年的橄欖會大豐收，于是就提前把當地所有榨橄欖油的機器全部租下來，到了來年橄欖果然大豐收，他就把這些機器租出去，賺了一大筆錢。你在自傳中描述了兩個類似的故事：石溪大學數學系主任吉姆·西蒙斯1972年在股票市場斬獲不小，后來投資基金賺了數百億。美國人威廉·本特利用自己在計算機上的專業知識在拉斯維加斯二十一點賭博桌上賺了很多錢，1984年到香港后利用計算機預測馬匹名次，不久之后每星期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盡管你自己純粹是為了在數學中“追求心儀領域中蘊藏的真和美”，但古今學者們異曲同工的故事似乎表明，那些看似“無用之用”的學問，似乎也有非常“實用”的一面。作為數學家。你怎么看？

丘：數學家也是一個普通的人，他需要社會的支持，需要有一定的資產，否則就不能維持生計，這是一個基本的衣食問題。

我那個朋友、石溪大學數學系主任吉姆·西蒙斯賺了幾百億美金，但他是個很出色的數學家。他和我相當熟悉，他一輩子喜歡數學。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對數學的興趣，但他也喜歡錢。他今年84歲了，但他還在研究數學。坦白講，他現在這個年紀做數學，就算花很多時間，也不見得能夠得到第一流的前沿結果。但是，他就是喜歡數學，他還在花很多功夫去研究數學，這是美國人可愛的地方。

吉姆·西蒙斯，世界級數學家

我去年暑假時做過一個演講，他很感興趣，就給我寫封信說，這個問題我有興趣，很想跟你談談。我嚇了一跳，因為他80多歲了，不要說是做生意的人，一般的老人到了80歲的時候，應當不大做數學研究了。我沒有想到，他有很好的想法——不是普通的想法。所以，我很佩服他，他是真的為學問而做學問，其實他現在做研究無論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他的生活都無關緊要，他生意已經做得很大了，也做了美國科學院的院士。所以，他不再需要額外的功名利祿，但他愿意花時間在數學上。在中國，這種為興趣而做學問的學者，實在不多見。

做數學的研究是比較困難的，如果離開時間太久，中間有很多重要的工具不一定能夠記得住。除了吉姆·西蒙斯，我有一些美國朋友有這個能力。例如剛才你說的威廉·本特，我蠻喜歡他，但他用數學方法去賭博唯一目標是為了賺錢。另外，數學確實有非常實用的一面，任何有規律的東西都需要數學，賭博也好，工程也好，物理也好，都要用到數學。

問：1973年8月，你曾經認為自己推翻了卡拉比猜想，其后卡拉比給你去信，希望你把思路扼要地寫下來，你費了兩個星期發現無法證明，于是做了一百八十度轉彎，證明卡拉比是正確的，并于1977年發表簡略版本，1978年發表詳盡版本。這種“大逆轉”在數學研究中很常見嗎？

丘：這要看學者的思想有多成熟。我有能力做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在幾何和偏微分方程這兩個不同的學科都有相當的訓練，所以我在兩方面都比別人成熟一點；很多人做這個問題時，只懂一個學科的工具，不夠全面，在決定這個問題能做還是不能做時，有一定的困難。當時我以為這個猜想不對。我在花了很困難的長久思考后，才覺得從前的想法是不對的。但是，其他幾何學家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會遇到困難，這包括卡拉比本人在內，因為他們都沒有學過微分方程，沒有這門學科的感覺。所以，做數學研究，感覺、修養很重要，我當時有微分方程的修養，感覺到卡拉比猜想可能是對的，所以日以繼夜地去思考，但就是這樣也花了三年功夫才能完成，不容易的。

重要的科學成果的發現大概都會是這樣子，你還沒有發現真理的時候，你可能覺得它是對的，但又發覺它可能是錯的，翻來覆去的考慮，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你不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所以當時要大膽嘗試，要向前沖。這樣的事情就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光景，他從西班牙向西航行，他不知道會遇到什么，他出航用的也不是很大的船，海上風波大，但他不怕。做數學研究，問題就是你心里有多大的好奇心，有多大的決斷力，有沒有畏難，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得有計劃有信心的要去做。做學問，常常會發現我們需要有計劃去找有意義的問題，找的時候我不曉得是走哪條路才對，這是最困難的時候。

05

中上游的學問不可能

用量化標準進行衡量

問：任正非曾經透露過華為擁有700名數學家，而你對此表示質疑，說這700人最多只能稱為數學工程師，那么，純理論數學家和數學工程師的意義、價值和重要性各在哪里？

丘：華為這些數學家，無論是純理論數學家也好，應用數學家也好，這些人我都沒有見過。其實我很尊敬任正非，他為中國做了大事。但是，我估計在中國大陸，能夠做好研究的數學家不會超過一兩千個人。我來中國大陸很久了，一生研究數學，還沒碰見過華為的任何一個數學家，所以人家問我的時候，我才有這個反應。?

問：你認為，現在中國的學術界非常浮躁并且混亂，每年公開發表的論文也更像關系到考核標準以及評職稱的一項作業，所以基礎研究越來越被忽視。現在很多院士都是在敷衍做事，為的不再是研究本身而是獎金補貼。之前已經有很多學者批評現行的學術體制，認為用量化標準來考核學者的做法很荒謬。綜合你在美國和中國大學的執教經驗，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丘：當一個國家的學問還未轉型的時候，可以用量化來作為衡量的指標。比如，以中學生，小學生為例，你會不會加減乘除，會不會解一次方程二次方程，那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很容易量化。你不會做這個試題，就表示不懂。

但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年比較原始的狀態。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中國的數學水平不高，可以用一定的量化方法作為衡量標準。當國家數學的水平提高很多以后，就不適合用一般的量化標準來考核，我們要研究的是大自然里深奧的問題，要走的是其他科學家以前還沒有走過路。我先走了兩步，其他人可能完全沒有搞清楚我做的學問，因為這是新的問題。那你怎么量化？所以，中國假如真的要做第一流科學研究的話，不能夠單靠量化的方法來衡量學者。

中下游的學問可以用量化方法來決定，中上游的學問不可能用量化方法來決定。量化有它一定的好處，但你要知道中國的數學程度不再是中下游了，我們要做第一流的學問，要向上看。

問：按照你在自傳中的描述，1941年華羅庚獲得了國家科學大獎，但是陳省身和他住在一起，自此，“紛爭容易形成，但難以化解”，而兩人的矛盾在他們的弟子、甚至再傳弟子身上仍然延續，并且和你產生牽連；1980年，吳文俊的一個學生和你產生了激烈爭吵。應該說，這些矛盾影響了學術的發展。在你看來，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丘：我在香港長大，我跟華先生跟陳先生當年沒有任何關系，后來陳省身先生做了我的導師，我才和他有師徒關系。但是，我也學過華先生的著作，所以我對他們都很尊重。從感情上或者從數學上，我跟華門弟子沒有什么矛盾。但是，他們為了很多小事情，吵架吵得一塌糊涂，直到現在——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認為，根源在于個人把名利看得太重。像數學大獎也好，院士也好，不過就是為名為權為利，我個人看重的是對學問的追求。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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