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雅君：金榜題名之后，找尋真實自我是一生的命題

2023年高考正在進行中。雖然這仍然是萬千學子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驗，但他們很快會知道，這只是第一關。近幾年，“學歷貶值”已成為老生常談。“清北博士扎堆街道辦”“985本碩銀行網申只敢報柜員”，大量新媒體文章反映這一現象。

幾年前在豆瓣，兩部反映高考壓力和高三生活的紀錄片下，還能看到這樣的高贊留言：“當人們抱怨這個游戲規則太過粗暴的時候，我為有一個游戲規則而喝彩。”“也許貧富、地域差距驚人，也許高三滅絕人性，然而比之外國把教育當成階級固化的工具，高考/科舉作為階級流動的通道，我竟覺得是一種優良傳統。” 如今這種樂觀已經備受懷疑。

高等學歷的含金量越來越低，“金榜題名”的門檻越來越高。而那些考入精英大學的幸運兒，很快也會意識到這里并不是象牙塔和桃花源。美國當代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文憑社會：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中回顧美國教育發展史，剖析了文憑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展現了文憑異化的過程。

(資料圖片)

在這本書中文版的譯后記中，譯者劉冉寫道：“學校并不是獨立于權力和階級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純粹為追求知識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視了教育系統中的文化生產過程與權力關系，就無法意識到它完全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維系特權和掩蓋社會不平等的工具，這才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危險。”

在中國，高等教育也經歷了巨大變化。許多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學生活的文字里，我們會窺見一個充滿理想主義、高度寬松自由的“黃金年代”。那時候的大學生盡管每天日程表也都塞得滿滿當當，但很少為畢業后的生計發愁，也不太考慮很現實的問題，反倒會花去大把時間思考形而上的問題。

經過一輪又一輪擴招，如今的大學——尤其是大眾認知里的精英大學——似乎充滿了“內卷”和“績點為王”的緊張氛圍。學生們從走進校門的第一刻起就嚴陣以待，開始規劃未來四年的路線圖，為就業、保研、出國等畢業后的出路做好準備。“如何上大學”逐漸成為一門需要系統學習、嚴格踐行的“技藝”。

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因為突然進入一個陌生環境而迷茫，不熟悉這些技藝而掉隊。相比之下，優勢家庭的學生則一跨進大學門檻就“贏在起跑線”。是不是家庭、出身的起點已經決定了太多，普通人還有多少努力的可能？

這也是青年學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在讀博士生鄭雅君的發現。在她的學術專著《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中，她將新生們面前的這座大學稱為一座“迷宮”，而不同的學生的性格觀念、行事習慣、技能宛如他們用于破解這座迷宮的“文化工具箱”。

但有的人的工具比較“稱手”，有的人則用起來費力。鄭雅君認為，家庭出身因素在其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相對來說，精英大學中的優勢家庭學生與弱勢家庭學生形成了不同的“上大學”實踐模式，她將這兩種模式歸納為“目標掌控模式”和“直覺依賴模式”。

“目標掌控模式”的核心，在于這類大學生非常了解大學及勞動力市場中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規則，并且主動、有意識地為自己規劃清晰的生涯目標，并管理好自己實現目標的路徑。這類學生早早地明確了畢業后自己希望從事的方向，并非常懂得根據自己的方向合理地分配在學業、實習、學生工作上的精力，最終，往往能在畢業時高效地達成自己的目的。而這種對大學和勞動力市場規則的洞悉，用社會學者布爾迪厄的話來說，是一種隱秘的文化資本，與學生所成長的家庭所具有的階級優勢緊密相連。

相對地，沒有這些文化資本的弱勢家庭的學生，則在陌生的大學場域里難以找到定位，陷入迷茫，只能依靠過往“做一個好學生”的直覺來勉強適應大學生活。他們常常顯得難以融入大學的各類社群，承受著迷茫帶來的焦慮感，也因缺乏清晰的目標規劃而難以在畢業時獲得一個滿意的出路。

揭示弱勢家庭學生在精英大學中遇到的這種文化障礙，并給有相似境遇的學生提供必要的參照，是鄭雅君這項研究的核心關懷。寒門學子進入名校后，脫離了熟悉的文化環境和規則體系，容易產生“文化脫嵌”，也容易因為場域轉換而產生自我沖突，陷入“文化迷失”。

在她看來，盡管“直覺依賴”和“目標掌控”并沒有價值上的高低，但名校場域的規則還是更偏愛“目標掌控”型學生。來自弱勢家庭的學生要想突破“文化迷失”的境況，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包括全面認識自己的需求、不斷跨出舒適區嘗試不同事物、廣泛接觸和了解大學的“游戲規則”、重新構建自我敘事等等。這些也正是鄭雅君博士論文的研究內容。

《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鄭雅君 著，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1月。

《金榜題名之后》今年年初剛一出版，就收獲了大量關注。這種關注遠遠超出了社會學、教育學學術圈的范疇，這讓鄭雅君頗為意外。因為這項研究涉及教育公平和就業焦慮，剛好契合當下最熱的話題，鄭雅君本人一下子也成了媒體焦點。她的家庭背景、求學經歷中的迷茫和焦慮，都讓很多學子感到共鳴。

她每天收到潮水一般的讀者留言，向她傾訴自己的經歷。作為一名“90”后學者，鄭雅君也坦言這本書只是脫胎于自己的碩士論文，以學術的標準來看，在各方面都有一些不完備之處，但學術圈外的反饋給了她以極大的信心，也讓她充分肯認了書中指出的問題確實有社會共性，“成為了繼續研究的信心來源”。

采寫｜劉亞光

鄭雅君，1990年生，甘肅張掖人。畢業于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分別獲法學學士、教育學碩士學位，現為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社會學視角下的教育公平與學生發展問題，著有《金榜題名之后：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

伴隨著大量的媒體報道，《金榜題名之后》中的“直覺依賴模式”“目標掌控模式”“優勢家庭”“弱勢家庭”等概念被不斷地重述和闡釋，鄭雅君并不希望讀者們絕對化地理解這些概念。比如，所謂的“優勢家庭學生”也分類別，不同的人也有著自己面對的不同問題。又如，優勢家庭的學生可能也不一定一開始就有著清晰的生涯規劃、是一個自覺的“目標掌控者”，但他們過往的成長經歷、家庭教育為他們塑造的習慣和技能，讓他們即便順從直覺去行動，也能暗合大學場域的主流游戲規則，從而保持優秀。

在教育社會學領域，“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并非一個全新的課題。但過往的研究，或是從一種人力資本的視角，更多將大學生的價值、目標選擇簡化為單一的理性經濟人考量，或是過于強調社會結構對大學生施加的強力作用，而忽視了大學生們自身在價值選擇、意義感知和行動上的能動性。這是《金榜題名之后》在學術上的創新點所在，也是鄭雅君本人最為關切的一點。

相對于理論分析，訪談中那些大學生的自我坦露和誠懇獨白最為打動她，在她看來，我們不應該批評懂得學習和配合規則的“目標掌控者”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也不應指責深陷于迷茫中隨波逐流的“直覺依賴者”。對于所有的大學生來說，在大學期間找尋到屬于自我的那張“地圖”，都是最為重要的事情，也都不容易。

她認為，對個體的境遇與選擇，深入理解永遠比先在的道德判斷重要，這個時代的大學生也不應因個體的選擇承擔過多的道德指責，相比于此，社會以何種標準認定一個“成功者”？大學能否給予一個“暫時不那么成功的人”以足夠的寬容，這些“常識”更值得我們反思。

“上大學的技藝“，

可能是無意識中學會的

新京報：從你這些年的研究來看，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家庭背景對大學生如何上大學、畢業出路影響更顯著了嗎？

鄭雅君：我覺得基本上是的。一些基于大樣本的量化研究已經基本上證實了，過去十幾二十年來家庭背景對畢業出路的影響是更顯著了。對于如何上大學好像還沒有更多的證據，但從一個簡單的歷史背景分析來看，我覺得的確很可能如此。

因為十幾二十年前大學生面臨的勞動力市場飽和度和培養方案上的自由度，和今天都是很不同的。那時大學擴招才開始不久，大學生就業市場化的方案還在探索之中，人們可能一時還不容易從計劃經濟的思路里出來，而且那時候客觀上各行各業都有許多人才需求。

但到了今天，我們面臨的是經濟的新常態，是巨量的大學畢業生，以及更加自由和寬松的培養方案和就業政策。這個形勢實際上讓個體對“如何度過這四年”的把握變得更加重要了，所以如何上大學也變成了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

現在甚至能在市場上看到指導你如何上大學的咨詢公司，也從側面反映了這個問題正在和資本越來越密切地銜接起來，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紀錄片《高考》（2015）畫面。

新京報：在你的研究中，大學生為自己的出路制定目標需要調用文化資本，你稱其為一套“工具箱”。簡而言之，大學生們會主動地選取和調用既有的文化資源幫助他們理解周圍的事物。但這其中的資源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有不同的風格、技能、習慣。對這種文化資源的調用一定是主動的嗎？即便是所謂“優勢家庭”的學生，是否也可能是無意識地服從某種大學里的主流文化為自己設定目標，而不是非常有自主意識地為自己規劃人生呢？

鄭雅君：的確如此，文化工具箱這個概念看起來就好像帶有“有意識使用”的意思，但是從布爾迪厄的“慣習”概念來說，這個過程主要是無意識的。我覺得大學生通過不同的文化觀念來規劃自己的前程肯定是有意識和無意識的部分都有。尤其是，當一個人進入某個他比較熟悉的場域時，他的行動很容易傾向于依賴一種無意識的快速反應，這也是現在認知科學和文化社會學的看法。

然而在突然進入一種陌生環境時，人會不得不進入一種強反思性的狀態里，也會產生高度的自我意識。這其實就是寒門子弟來到精英大學里的情況，這個環境對他們太陌生和不熟悉。他們的觀念在很多方面都遭遇挑戰和沖擊，他們的意識層面的東西就會被調動起來，花費很多心力去應對這個情境。

所以我想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不同群體的學生是有差別的。為什么優勢家庭的孩子看起來在大學里不怎么費力就能適應？因為他過往遵循的文化范式其實和現在精英大學里的那一套是大體一致的。他用來適應大學生活的文化工具箱，其實家庭、中學教育都為他準備好了。所以，他可以自覺地調用它們，也可以順從無意識，不需要對自己的這些選擇有太多反思，就可以輕松在精英大學里“上道”。

紀錄片《高三》（2005）畫面。

新京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區分的兩種上大學的實踐模式：直覺依賴模式和目標掌控模式，它們的界限也并非是絕對的？其實優勢家庭的學生，反而很多時候是依賴直覺的？

鄭雅君：這可能是一個表述上的問題，我覺得其實“直覺依賴模式”這個詞并不是特別恰當，但沒有完美的命名，當初完成研究的時候，我只是覺得這個詞是相對恰當的。

直覺依賴模式和目標掌控模式的二分，會讓人覺得這就是涇渭分明的兩類大學生，一類就是不用直覺，完全理性地掌控學習目標；一類是只依賴直覺，沒有反思。

就像我剛才說的，其實優勢家庭的孩子在精英大學里真正的優勢就在于，“掌控目標”很可能本身就是他們的直覺，是一種他完全可以不質疑、不反思，也能夠成功的慣性思維。或者我們可以說，表面上他是在掌控自己的生活，實際上，掌控生活就是他覺得世界該有的面貌。

所以真正的區別還是在于他們應對世界的方式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很多優勢家庭的學生或許沒有明確的一個目標，但他知道自己握有選擇權，他憑直覺也覺得應該要為自己在眾多選項中做選擇，他知道他坐在他人生的駕駛座上。

而被動的姿態就是，他沒有明顯意識到自己坐在駕駛座上，他把掌控目的地的主動權交給了學校和運氣。仿佛是有別人在幫他開車，而他實際上沒有像一個獨立的司機那樣決定我要去哪兒。他的車實際上是無人駕駛，所以就更可能跟著別人隨波逐流，或者是無所適從。

比起批評“精致利己主義”，

扭轉社會的常識更重要

新京報：所謂的優勢家庭學生，有什么具體的細分嗎？比如父母是初代“小鎮做題家”，盡管生長在一線城市，被劃入優勢家庭，但焦慮感還是很強，害怕跌落。對孩子的控制也強。這些家庭出身的孩子，可能也沒有想象中那么松弛？

鄭雅君：這里確實涉及“優勢程度”的問題，也是目前我的研究沒有考慮得那么細的地方。非常富有的家庭和城市一般優勢家庭肯定會有不同。但盡管很多一般優勢家庭的孩子也焦慮，他們至少也知道自己“要去做一個選擇”的。盡管這個選擇可能也是看上去比較穩妥的，但他們的姿態還是主動的。

客觀來說，他們也會更容易占據那些社會比較追捧的位置。這類學生很多不愿意“卷”，但卻依然會參與這個游戲，并且很熱衷于此。他們可能一邊參與其中一邊“鄙視”自己，但這也是一種主動性。

紀錄片《高考》（2015）畫面。

新京報：在你的研究中，遵循“目標掌控模式”的優勢家庭學生，批判性思維也比較強，傾向于審視和批評制度性權威，有比較強的自我反思能力。你的碩士論文中指出，在課堂上質疑老師也是一種具體的文化資本。這個似乎和有關“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論調有些矛盾，這里我們不做價值判斷，但大家經常會有一種印象：優勢家庭出身的孩子更懂得如何利用清晰的規劃“精致地利己”，這似乎顯示著一種對權威的服從而非批判？

鄭雅君：這里也需要做一些區分。批判性思維和配合游戲規則是兩件事，但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在一些場合里批判性思維會帶來優勢和贊許，比如在課堂上顯露對既有知識的質疑，這樣做本身就是配合游戲規則。所以，他們更多地擁有批判性思維，卻也知道什么時候該用，什么時候不該用。

國外也有研究發現這一點，雖然順從往往被認為是一種低階層慣習，但卻發現中產家庭的學生也很擅長服從和配合游戲規則。我想這可以理解成一種文化工具上的多樣性。

不過這里我非常想提一句的是，我不是很喜歡對“精致利己主義者”的一些批判。優勢家庭的學生，確實會更善于了解和配合規則，但我覺得說這個是“利用”規則有些過了，“利用”總感覺是要達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在接受采訪里也一直強調，我不想對這兩類大學生做道德評價。對于優勢家庭的學生來說，這些規則就是已經學會的東西，也不能假裝自己不會。更何況這確實是一種能力，在大學多為自己的未來考慮，這種“配合游戲規則的能力”不應該被批評。

區分是否精致利己可能要看一個人配合游戲規則的目的是什么。但依我之見，即使是為了自身一己之利，其實背后也有很多社會性的原因在支撐這個選擇。

紀錄片《高三》（2005）畫面。

新京報：這里面更深層的問題可能是，我們多大程度上把大學看作一個非常獨立的場域？很多時候，校園里的主導文化，所謂的“精致利己”，也是社會文化的一個投射：社會贊揚什么，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校園。

鄭雅君：沒錯，所以我一直希望傳達的一個意思是：不要苛求大學生個人，不管是優勢家庭還是弱勢家庭的孩子。每當我們想做出道德批判的時候，都應該想想，我們如果換到他的位置上，可能也會做一樣的選擇。

這本質上是因為我們都置身在這個大的社會中，共享著一些“常識”。我們都知道社會上人人都看重經濟上的成功，我們都會將個體的成功更多看作由你的經濟地位所決定。大學并不脫離于社會，大學生自然也會很多時候以此為價值準則，他會考慮如何做才能讓自己以后獲得一個更好的社會地位，獲得更多的社會尊嚴。

真正值得考慮的問題，還是如何去試圖扭轉社會性的“常識”。比如社工這類工作，現在收入很低，但他們的貢獻很大，那社會怎么去評價他們？如果社工一個月只拿5000塊，也不能獲得和人們對馬云一樣的尊重和崇拜，那我們就不應該去批判為什么人人都想要當馬云而不想當一個社工。

“文化資源”不同于

“文化資本”

新京報：這讓我想起，接受你訪談的很多優勢家庭的學生，都會提及一個詞“有趣”，換而言之，在他們看來，成績好、履歷豐富，可能是比較基本的要求，有個人趣味、從容，“有松弛感”，現在好像才是最值得被欣賞和崇拜的品質。這好像也是現在精英大學里非常典型的一種文化，努力、勤奮、循規蹈矩，不再是夸贊，反倒是一種遺憾了。

鄭雅君：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主要關注的就是家境好的大學生擁有的一種文化品位。有世俗意義上的成功，這個可能對他們很多人來說是及格線，“有趣”，就是你要做一個有意思的人，這種很“文化”的東西好像才是那個最高的標準。

但很重要的一點是，世俗的成功標準是那個門檻。一個學生可以很有趣，但如果在廣義上的“成功”標準里他做得不夠好，依然還是很難被他們欣賞或者說喜歡。但你如果是個成功又無聊的人，也仍然夠不到他們的圈子。他們喜歡的是那種又成功又有個人魅力的人，二者缺一不可。

這里面值得關注的是，我們會從大學生心理觀察到一種普遍意義上象征邊界的劃分：大家總希望能夠人為地去制造一些“鄙視鏈”，總在人為地劃界，通過意義的制造，符號價值的分割，去把不同的群體區隔開來，然后給自己歸類。

紀錄片《高考》（2015）畫面。

新京報：這種“松弛感”可能也是一種很難被習得的文化資本，尤其是對底層家庭的學生來說。我想起程猛在《“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里提到的所謂底層學生的“文化資本”，所謂的“先賦性動力”“道德化思維”“學校化的心性品質”，這些都很有力地支撐著他們一路走來的生活。但程猛認為，這些“底層文化資本”其實也是雙刃劍，它的內核非常強調個人努力，越努力越好，所以也很容易被我們現在說的優績主義反噬。

鄭雅君：是的，尤其是相對弱勢家庭的同學，一直都信奉個人努力的價值觀拼搏到大學，仿佛學業表現是你全部的驕傲，是你自尊心的唯一來源。一旦過于迷信優績主義這套價值觀，就會更容易掉進“文化障礙”的陷阱里——當你在大學遇到挫折和不適的時候，會覺得都是自己不夠好，怪自己努力得還不夠。你沒有辦法松弛下來，正視自己的這種困難，個人的學業表現永遠會有波動，如果它的波動會帶來你整體自我價值內核的波動，人就很難做到松弛。

《“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當代農家子弟成長敘事研究》，程猛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12月。

我非常欣賞《“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的研究，也從中獲得了很多啟發，但我個人其實也不是很認同底層學生擁有的這些東西叫做“文化資本”，“底層文化資本”這個概念，其實一定程度上有些背離文化資本理論的一些基本假設。

底層學生擁有的這些東西可以稱作“文化資源”，但很難稱作“文化資本”。“資本”是說，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文化傾向，但你的文化傾向就特別被這個場域的規則所認可和嘉獎，這根本上是象征權力在誰手中的問題。而如果在象征權力的層面，這些學生擁有的資本都被認可了，那么他們也就不可能還是“底層”。這些年我在當審稿人的時候，已經看到批評這個概念的論文。我也很樂于看到更多這樣批判性的思考。

改寫了自己的故事，

就改寫了自我認知

新京報：你的書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你問一個訪談的學生：他是什么時候完成從一個“直覺依賴”型的人向“目標導向”的人蛻變的？他回答說：從他第一次在創業中遭遇重大挫折的時候開始。這讓我想到，如果說弱勢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在精英大學里感到“文化迷失”“文化脫嵌”，那么這種比別人更為強烈的沖擊，是否也是一個更好的機會，可能讓他們生長出更真實、更強韌的自我？畢竟，一路順風順水的學生，可能讀完大學都不知道真正的自我長什么樣。

鄭雅君：你說的沒錯，這的確是一次成長機會。正如我在最后一章里講的，弱勢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在大學經受“文化迷失”和“文化脫嵌”，當然，這兩個概念的延展也是我博士論文的重點。這是非常痛楚的體驗，但它其實也有正向的功能，前提是，經受痛楚的個人能夠獲得足夠好的來自學校和社會的支持。

這些支持要能夠幫助他們把自我承受的壓力維持在一個可接受的范圍內，不能讓他直接一蹶不振，或者說干脆直接選擇退出這個大學的游戲，變得比較自閉厭世。有了這些緩沖，這種“文化休克”的經驗是能夠很好地幫助他們從一種“好學生”的腳本里面慢慢蛻變出自我意識的，而且他們往往會因此擁有更為深切的反思意識。

紀錄片《高三》（2005）畫面。

不管是學校、社會還是家庭，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支持其實就是對看上去“沒那么成功”、暫時“表現平平”的學生多一點包容，對他們這種說不出口的困境多一點理解。制度上能夠相對柔性一些，更多地以學生個人的發展為考慮。

比如很多研究生出于一些個人考量，或許想選擇延遲畢業，但這和學校每年保就業率的要求會有一點沖突，這時候學校可以選擇更人性化、更寬容的處理方法。有時候很多學生確實只是需要一些時間去做自我的調整，等他們調整好了，他們能夠在學業和工作中有很好的表現。

當然，最重要的支持有時候不是那么體系化或者宏觀層面的，而是來源于非常細節、非常生活化的地方。比如高質量的友情、親密關系、寢室關系，這些陪伴對個人化解壓力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

新京報：我注意到你在給弱勢家庭的學生提建議的時候，說到重建自我敘事的重要性。換言之，通過挖掘自己成長過往的經驗，弱勢家庭的學生也可以建立起一種讓自己更有自信的敘事，用以應對來到大學中的文化迷失，可否展開談談？

鄭雅君：我認為這個重建自我的過程是非常必要的，但這個過程很關鍵的一點是，當一個人狀態很糟糕的時候，他其實深陷于一個惡性循環里，沒有什么余力去調動自己的思想資源和知識去重建自我。因此，回溯自己的成長經歷，重新把自己的過去和現在的生活勾連到一起的這個過程，就是一個掙脫惡性循環、建立正向循環的過程。

具體的做法很多，有的人是通過寫日記，有的人是通過單純的講述——比如很多被訪人跟我說，他向我講了自己的成長經歷，并且把它和當下關聯到一起，他就多明白了一些事。有時候我們可能低估了這種自我講述的力量，當你通過講述把過去零散的成長經歷編排成一個連貫敘事的時候，其實你就獲得了一種對生活的掌控感。

《此間的少年》（2010）畫面。

有位人格心理學家曾經提出過一個看法，我很贊同：我們對自己的認知是建立在我們對自己的故事的編造之上的。不僅是自我認識，其實我們對別人的認識，也是建立在我們對別人敘事的構建之上的。

而講故事是一個創造性的工作，可能經歷了同一件事的不同人，會用不同的方式來講述、編排這段故事，這個講述方式最終會影響到你看待當下、未來的心態。那么多精英大學里弱勢家庭學生的訪談告訴我，人可以在主觀層面改寫自己的故事，有時候當他改寫了自己的故事，也就改寫了他的自我和自我認識。

新京報：相對于過往的一些教育社會學研究，你的研究特別關注大學生個體的意義感，這點也尤其體現在第五章。你構建了一個名校大學生意義感來源的三角：“家國理想-社會價值”“個體趣味-自我表達”“地位保障-家庭責任”。這其中涉及國家、家庭、市場等不同力量對大學生意義感的影響。在你的訪談中，你認為當下哪種力量對大學生意義感的影響最大？我們可不可以說，家國情懷、家庭責任也都可以被歸為一種“個體趣味”，亦即，其實在大學找尋到一個比較穩定的意義感來源，最重要的是明確自身的趣味？

鄭雅君：我覺得這幾方面的力量都很大，因而才構成了一個“角力場”。現在有的人會覺得市場的力量很大，大學生都主要是考慮市場利益來選擇工作，其實從我訪談的體會來看，家國情懷依然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

這個不僅僅包括我們說的國家意識形態，更多的其實是一種扎根在我們傳統文化當中的士人階層情懷。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一種公共性的關懷其實自古就有，可能它會經歷波動，但任何一個時代的精英大學生都不可能完全不被它打動。

電影《無問東西》（2018）畫面。

我有一種個人感受，相對于我們的父輩，年輕的大學生其實反倒是更有可能踐行理想主義的，他們在物質層面沒有經歷過過度的匱乏，心靈上也沒有遭受那么巨大的時代落差和沖擊。

現在可能很多人覺得大學生在變得越來越現實，這或許因為社會環境變得越來越嚴峻，大家配合大學游戲的能力也在升級。但大家心底依然還是不會失去對理想的向往的，如果他們被觸動了，就會有所回應。

就以我這個小小的研究為例，我非常感動的就是書出版之后，很多讀者都給我發郵件，表示自己非常樂意主動成為被訪者參與研究，希望能為促進教育公平盡自己的力量。

至于說家國情懷、家庭責任這些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一種個人趣味，我覺得這個很難從客觀上判定，得通過訪談，讓具體的每個人自己講述，對他們來說家國情懷究竟意味著什么。理解他們的意義設定，你才好判斷他們的這種關懷更多地是出于個體主義的追求，還是對社會角色的認可。

但你說的一點我很同意，在大學里的確非常需要繪制一幅屬于自己的“地圖”：我很清醒地知道自己處在一個意義地圖的什么位置，我是愿意被一種固定的社會角色所統攝和引導，還是愿意自主地去選擇成為誰，這些問題是比較需要想清楚的。

不要過多把大學里的“游戲規則”，和道德捆綁在一起

新京報：《金榜題名之后》出版這幾個月受到了非常多的關注，讀者的反饋中，有什么是讓你覺得很受觸動，或者很有啟發的？

鄭雅君：讓我很觸動——當然也是很驚訝的地方——就是很多素昧平生的人都對我表示了感謝，說我的研究讓他們的經歷被“看見”了。我之前以為這本書只會在名校學生的小范圍里受到一些關注，沒想到那么多背景各異的學生都有共鳴。

還有一些留學生也對我表達了自己的共鳴，我后來理解，他們作為留學生，在國內往往是非常優勢的群體，但到了國外，肯定在某個方面也會成為一種弱勢群體，變成一個 “文化局外人”。

我想只要一種社會流動存在，我們都會頻繁地體會弱勢家庭學生來到精英大學的這類感受。在更大的意義上，這種對“文化局外人”的關注是一個更大的命題。

然后我意識到在當下，“被看見”這件事好像真的很重要。其實這些研究并不能給他們帶去什么改變，但是“被看見”就可以幫助他們與自己和解。我覺得“被看見”就意味著一種“共在”——有人講出了和自己相似的經歷，自己的傷痛就變得松動了。

電視劇《小歡喜》（2019）畫面。

《人物》報道發布的當天，我被加進了復旦大學的一個甘肅的校友群，我進群之后，里面很多甘肅的學生忽然開始紛紛“坦白”起自己在大學里曾經經歷的窘迫和糗事，但他們的口吻是輕松戲謔的，也沒有覺得自卑或者丟人。這也讓我觸動。文化的掙扎，以及它背后被附著的羞恥感，其實就是在“看見彼此”，在講述中慢慢被化解的。對這種文化恥感最好的治愈，就是讓它被講述出來。

新京報：今年的高考即將結束，馬上就有新的一批大學生走進校園，在做完這項研究后，你有什么具體的建議想對大學新生們說嗎？

鄭雅君：其實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的地方在于：對于新生來說，其實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更好”的建議。因為大學新生攜帶著很多沒法更改的烙印：他來自一個優勢或是弱勢的家庭，過往經歷了怎樣的中學和家庭教育。

他們已經行走在一條河里，這時候旁人很難對他說，你這條河不合理，應該換條河，這其實是很困難的，也沒有什么意義。我覺得大家首先應該正確地認識并接納自己的過去，如果你感受到不適應，要相信這種問題是普適的，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問題，所以不要過度焦慮——我想我這本書能受到令我意外的關注，已經足以說明這一點。

如果一定要建議，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要過多地把大學里的“游戲規則”和道德捆綁在一起。在了解這個游戲規則前，先不要基于過往的成見做過多的道德判斷。先去了解，然后再決定要不要配合。

其次就是要保持一種繼續乘風破浪的勇氣，不要試圖在大學里擺爛。這不是鼓勵大家去卷績點，而是要努力去挖掘大學能給你提供的各方面資源。大學是一個富礦，你又處在人生中接受能力的巔峰時期，從邏輯上看都沒有什么理由擺爛。高中老師說的“考上大學就解放了”的安慰話語，只是一種望梅止渴而已。

最后是要盡可能在一個更高的層面反思自己的人生，在大學期間建立一個基本的三觀坐標。當然這里我非常想說的是，不要擔心這個建立和發現自我的時間太晚。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因為發現自我的時間過晚而自我責備，索性自暴自棄。早日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方向當然好，但永遠不嫌晚，大家應該有耐心。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