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翠蘭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柜里的手機。

手機是女婿春節后外出務工留下的閑置品。果然，桌面又被下滿了五顏六色的娛樂軟件，滑開微信頂部，緩存的小程序游戲根本翻不到盡頭。她知道，9歲的外孫又背著她玩了一夜的手機。

在黃顙口鎮旁邊的鳳凰村里，六百人左右的完全小學，有超過半數的留守兒童，這是常態。與此同時，一戶幾個無線路由器、老人或小孩人手一部手機，這也是常態。

(資料圖)

近月，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發布的一篇《農村留守兒童手機沉迷 問題調查與對策建議》將話題引向農村手機管制，研究人員夏柱智是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副教授，黃顙口鎮也是他的家鄉。

“留守曾經不是問題，準確地說，移動互聯網時代之前的留守，并不是什么大問題。”夏柱智把這句話寫在一篇隨筆的開頭。比起身體層面的傷害，他更擔心農村兒童被手機內各種訊息轟炸后，能否適應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家庭婚姻、社會交際。

在智能時代的席卷下，教育資源有限、家庭“空心化”的農村該置手機管理于何處？湖北這座小鎮與“農村兒童手機沉迷”展開了一場較量。

少年不再“狂飆”

2020年暑假后鳳凰小學的第一節課，剛上崗的鄉村教師潘林波覺得學生們的狀態不太對勁。

至少和自己小時候相比，這批五年級的孩子喜歡瞇著眼看黑板，雙眼無神，“就像近視患者摘掉眼鏡后無所適從的樣子”。課后他才知道，因為疫情期的“停課不停學”，學生們上了半年的網課。重返線下課堂，比起激動，他們反而感覺與現實世界抽離。

課程剛被挪到線上時，學校要求家長統一下載釘釘并監督孩子上課，于是家家戶戶開始拉WiFi、買平板、搞智能手機，配置太低還不行，村里的網絡設備普及以“加速度”前進。

網課只是催化劑，“網絡進村”的溯源恐怕更早。黃顙口鎮是縣里的經濟強鎮，北臨長江，近5年的汽車普及率達到了60%。植入無線局域網時，家里有電腦的人還不到兩成，大部分還是進過城念書的大學生。有年輕人回憶道：“村里的老人前腳還用著只能撥號的老年機，后腳就在智能機上刷起了抖音。”

到現在，村民的手機型號已換了好幾代，父母淘汰掉的手機也閑置在家。當網絡以光速在全村傳輸沒有重量的比特時，俘獲的不只有日日消遣時光的老人，還有涉世未深的孩子。

教書幾年后，潘林波學會了觀察這些“網癮少年”。在他看來，小孩只要按時睡覺，白天精力就會很充沛，所以“第二天上課趴著癱著的，前一天晚上多半有問題”。同時，老師在臺上講課，底下時不時會有人冒出一個“6”字來捧哏，課間隨處能聽到“老鐵”“芭比Q了”的口頭禪，還有“上車帶你飛”的接頭暗號。

網癮也帶來更直觀的影響。一個班里，戴眼鏡的雖然只有3人，近視的同學卻接近一半。鎮醫院定期下鄉做體檢，發現不少學生網課期間近視200度，今年就漲到了500度。即使建議學生去縣醫院或眼鏡店，家里沒條件的，還是只能靠坐在教室前排來勉強解決問題。

對大部分家里持有手機的小孩來說，出門玩耍屬于他們娛樂方式的下下策。而在主張安全第一的家長看來，孩子的“暴力”行為僅存在于虛擬世界，不像以前農村常見的“擂肥”打群架，所以他們也愿意在孩子完成功課后把手機作為獎勵。

不再“狂飆”的農村少年由此而來。

黃顙口中學校長嚴庭銳從業27年，見過不少課上偷偷聽歌的、逃課翻墻去網吧的學生，現在的學生則是上課把頭埋進手機里，“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誘惑，但智能手機時代的小孩好像陷得更深一些。”

鎮上，一男孩正趴在椅子上看短視頻。徐曉語 攝

艱難的攻堅戰

2021年，教育部頒發的“五項管理”文件將手機管理列為核心，明確提出“手機有限帶入校園”。

黃顙口中學，一場手機管制的攻堅戰也在三年前開始實施。

第一關是校門口的安檢。5個保安輪流值守，1個金屬探測器，返校時一千余人進出，嚴庭銳很快發現這場戰役并不能理想化。有學生把手機藏帽子里，或是利用視野盲區避開門衛搜身，手法比電影里還熟練。

而在寄宿制學校，壓力往往更大。一周6天，每天24小時，以嚴庭銳帶頭的教師團隊會負責日常查寢，還有食堂的秩序維護。5點半起床到9點半的晚自習，這群初中生的時間被排得滿滿的。但宿舍熄燈后，依舊能逮到不少躲在被子里玩手機的學生。每周發布在家長群的作業提示都會附上一句“嚴禁使用手機等電子產品”，校方也無法驗證這是緊箍咒還是耳邊風。

“手機就像孩子們的日記本。”嚴庭銳表示。有學生被收繳手機后開始大哭大鬧，要求老師不要翻看里頭的“秘密”，老師的態度也不敢強硬，生怕學生做出過激行為。最近，這個鎮中學給教學樓安了防護網，在走廊配置了監控，同時新增了一間心理輔導室。

黃顙口中學安裝了防護網。徐曉語 攝

恩施一所普高里，手機管理早在2016年就有了雛形。剛開始持有率不高，手機管理由班主任自發進行。但網課后，政教處主任馮華波發現，定期的青年大學習、禁毒知識競賽要求線上進行，連心理調查問卷都用電子版分發，手機限制的邊界變得模糊。此外，偏遠地區的學生每月只回一次家，辦公室雖設置了公用電話，卻沒人愿意在大人的視線下使用，“手機很方便，孩子發生什么都可以及時聯系”，他們的家長這樣說道。

這讓以往嚴苛的手機管理難以進行。一旦松懈，手機上癮就會像病毒般傳播，學校很快又陷入“禁止到放松再到禁止”的循環。

現在，學校實行手機“入校上交，周末返還”的規定，期間陸續會出現學生用模擬機蒙混過關、到辦公室偷拿的情況，這中途造成的設備丟失或損壞也難以問責。

“沒有人愿意攬這個任務。”馮華波說。由于其他部門對學生的熟悉程度和威懾力不夠，這個“燙手山芋”兜兜轉轉還是回到了班主任手里。

背后的教師團隊感到十分疲憊。尤其在鄉鎮初中，除了備課授課，老師們困于各種非教學工作：兼職行政事務、兼任體育課老師、專業課以外還要帶一門副科......所以在辦公樓，化學老師拿著賬本做出納、數學老師臨時備起物理課的場景屢見不鮮。

“老師的標準數量起碼得是80人。”嚴庭銳無奈道，“很多人把我們學校當作一個實習基地，邊教書邊考編，基本留不住新人。”一旁的數學老師也有同感，他的孩子在隔壁小學，班主任一學期就換了兩個。

教師力量有限，學校有了聘請外援的想法。

教官介入

“五項管理”頒布前后，黃顙口中學找到了陳文進。彼時陳文進從警校畢業后注冊了公司，為初高中提供校園軍事化管理服務。一番洽談后他帶著自己的團隊入駐了黃顙口鎮。

摸排過程中，陳文進發現人手一部手機是學生們的常態。尤其是留守家庭的父母，凡有虧欠感都會盡可能滿足孩子的需求，即使手機被沒收，孩子省一兩個月的零用錢還能換部二手的。他的從業經歷中，一所學校一年沒收手機數量最高可以達到300部，把手機藏書里還算簡單，更甚者會藏在空調外機、盆栽里，或者裝塑料袋放垃圾桶里。

在農村學校，私帶手機的學生通常也有無故曠課、打架斗毆的“并發癥”。作為黃顙口人，這些都在陳文進的意料之中，“和老師們相比，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去和學生們熬。”他清楚散漫自由對鄉鎮學校是“伊甸園的蛇”，這里必須得有秩序規范。

查寢時間原本規定在11:30結束，但有學生為了開黑，會預判好時間半夜定鬧鐘起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官隨即制定了“反偵察”計劃：每周抽出一天不定時檢查。陳文進清晰記得，一次凌晨3點，他巡邏時發現一男孩躲在被子里玩王者榮耀。在離對方不到20厘米的地方，他足足站了半小時，直到那局游戲結束，男孩都未察覺到旁邊有人。因為是初犯，這名“網癮男孩”最后只被記過并沒收手機，規定周末再取回。

教官團隊的管理體系里，懲戒是有分級的。依據《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團隊在學校發布了手機聯合管理意見，按照私自攜帶手機的次數制定了不同等級的懲罰機制，從警告、勞動教育公益服務到開除學籍，并在班會和家長會上明確告知。“對后果有預見性”是陳文進這么做的原因，“如果犯錯沒有代價，那所有人都會犯錯。”

“大家都在玩，為什么只收我的手機？”一次突擊檢查，陳文進聽到學生這樣抱怨道。他也很無奈，5人的教官團隊雖是全職，也不可能掌控每個人的行蹤。所以團隊剛開始會給學生1個月的適應過程，再嚴格按計劃實施，他希望讓學生覺得手機管理不是校方心血來潮，不是“今天嚴管、明天不管”。同時，電腦里能查找到學生過往的違紀記錄，“證據確鑿”的情況下，對方基本不會反駁。

“煙癮再大的人上了高鐵也會克制，那是因為列車內沒有在心理上給煙民提供一個舒適的抽煙環境。”陳文進提到，學校也一樣，一旦讓學生們感受到可以為所欲為的氛圍，手機管制將無從談起，“手機本身不是洪水猛獸，沉迷其中的危害才是。”

不過這樣的管理模式僅持續了一年就因經費短缺暫停。嚴庭銳算了一筆賬，5至6名的教官，一個人每月工資4千元左右，一年就得花費28萬元，對一所鄉村中學來說已造成了不小的經濟負擔。

“5+2=0”

學校還流行一種“5+2=0”的說法：在校嚴格管理5天，回家手機暢玩2天，孩子的教育始終原地打轉。

家庭是青少年網絡管理的最后一公里，能否通過家校合力解決問題？

鳳凰小學班主任陳婭清晰地記得，網課期間，她點了班上一半的名字都無人應答。幾次家訪才發現，這些孩子學會了用手機的分屏功能，一邊掛著網課一邊打游戲，旁邊還能放個平板看短視頻，家校合力沒那么簡單。

“電子產品的誘惑在學校外更是防不勝防。”嚴庭銳認為。不用逃課翻墻，桌上的書堆都是藏匿之地，即使自己辦不了電話卡，家里有Wifi照樣能馳騁“峽谷”，貪玩幾乎無成本代價。

一出“貓鼠游戲”在金翠蘭家里上演。女兒女婿在浙江務工，金翠蘭過了招工的年齡線，日常就是在家和孫子斗智斗勇。孫子9歲卻有著8年“網齡”，家人形容他“拿到手機跟著魔了似的”。有一次，孫子讓金翠蘭對著屏幕拍張照，之后頭也不回地拿著手機走了，后來才知道是孫子要玩游戲，讓她做了掃臉認證。她也吃一塹長一智，經常深夜起床，抓到孫子在被窩里玩手機就是打。金翠蘭認為游戲是孫子上癮的主要原因，她的解決方式，就是在第二天早上將桌面新下載的軟件“全部刪除”。

金翠蘭把孫子接來同住的本意是增加陪伴和溝通，但變化并不大，孫子只是換個地方玩手機。

金翠蘭向記者展示孫子使用過的手機界面。徐曉語 攝

金翠蘭這樣的老人是一類。陳婭在家訪中，見到最多的是麻將桌上的父母。作為鳳凰小學的班主任，陳婭通常會一期兩訪，“走空”是常有的事，“最后都是在村衛生室的麻將館找到家長，一找還能找到好幾個。”為了讓孩子安靜，父母會拿手機充當“電子保姆”，自己則專心打牌。看到牙牙學語的孩子熟練地操作手機里各種軟件，他們邊碰著手里的牌邊夸道“我家崽真會玩”。考試考砸時，他們聲張自己的孩子“不是不聰明”，原因是孩子能記住游戲里所有的裝備并切換自如。

還有家長淪為大數據的俘虜，憑借互聯網上幾個農村村戶暴富的案例叫囂“讀書無用論”，“他們好像沒有栽培一個小孩的想法了。”陳婭感嘆。而這些家長的孩子，通常就是以后的網癮少年。

在老師的觀察下，孩子沉迷不是因為留守，而是因為家人任由他們在電子世界“留守”。

《我的世界》

“手機沉迷是個人行為，很少涉及現實生活中的集體性。”夏柱智的課題組自2021年以來分赴全國四省十縣展開農村兒童手機沉迷的專題調查，他發現自己小時候常見的春游活動正在變少。

四川資陽的華嚴學校今年曾組織學生帶著鍋碗瓢盆去野炊，事情一經報道，部分網友的反應是“環境是否干凈”“明火是否安全”等等。為了避免意外發生，鄉鎮學校在活動組織上變得格外謹慎，凡是集體外出就需要上報校長、縣教育局，這讓許多人持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黃顙口中學就曾組織過學生到江對岸的李時珍紀念館參觀，但礙于安全成本和經濟成本，許多家長不愿意掏錢，導致參與度不高。

“雙減”后，鳳凰小學一二年級通常沒有作業，三四年級的量控制在半小時左右，學生有了更多可支配時間。

三四月，正是黃顙口鎮油菜花盛開的季節，潘林波和陳婭實在按耐不住出游的心，“得讓他們出去動動手，不然看一百遍短視頻也不知道飯怎么做。”幾番周折后他們終于拿到審批，在陽光正好的一天，組織了兩個班的學生拿著背簍就出發，即使這個過程經歷了許多“沒必要”。

黃顙口中學近期組織植樹活動，兩個男孩正在油菜花田前挖土。徐曉語 攝

近幾年，鳳凰小學陸續迎來了從其他村小合并過來的學生和老師。因生源不夠而被合并的鄉村小學超過了總數的一半，導致許多教學樓廢棄或閑置，夏柱智認為這些樓房可以被利用起來。他的團隊和湖北省共青團設想出一個“希望書屋”的計劃：動員村里的退休干部、老師、醫生，托管假期在家的孩子，安排他們的課余時間。“既然難以正面出擊，那不如把孩子們的時間用起來。”

黃顙口中學的老師曾給班級布置了以“電子游戲利弊談”為題的作文。有學生在作文里提到自己正在玩的一款沙盒游戲《我的世界》，里面房屋建造涉及的幾何知識比課本上的來得更直觀有趣。他還看到有玩家在游戲里還原了一座閩北的鄉村，“感覺自己努努力也能造一個黃顙口鎮。”

“孩子怎么會不渴望和現實世界的聯結？”夏柱智說，大部分農村兒童沒有繁瑣的任務、豐富的課余生活，回到家以后，因為缺乏家人的陪伴，他們沒辦法拒絕手機。

小學內，孩子們正等待回家。徐曉語 攝

小鎮的路邊，一個男孩點開了主播“娜娜”的直播間，看得咯咯笑。有人問他“你喜歡這個主播什么？”“因為她能陪我聊天。”

那天，金翠蘭發現孫子難得提前完成了作業，他拿起手機，劃過滿是游戲軟件的桌面，撥了一通視頻電話給遠在外省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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