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許倬云在芝加哥旅途中。(作者供圖/圖)
(資料圖)
在芝加哥大學校園,有其他大學很少見的現象:兩三位學者一起,可以組織一個相當專門的項目,他們自己找經費或學校貼經費做獨立研究,還有授予博士學位的資格。兩個所的名字可以類似,但研究的內容可能完全相反:這也是“百花齊放”。因為學生在課外見面,也彼此辯論,碰撞出思想火花。
我住的地方是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神學院處于學校正當中。原因在于,芝加哥大學是在神學院附近逐漸發展出來,一棟棟的校舍出現,都圍著神學院。神學院一走出來是58街,對門就是東方研究所,向右一轉就走到校總部的辦公樓,向左一轉就是圖書館。芝加哥神學院,是在多教派里保持中立的狀態。這里不僅有基督教各種宗派的教士,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尚、道士都可以在這里研究神學,抬杠是處處都有。宿舍里面的休息室,大概有五套沙發,每套沙發都是四五張圍在一起,經常有小型討論會。真正的討論會,往往在洗澡間里舉行——一面擦干身體一面不斷討論,經常討論著身體就自己干了,以至于辯論到一兩點甚至到天亮。
這種隨機教育躲都躲不開,所以我受他們“抬杠”的影響,對神學特別有興趣。我就莫名其妙被拖進了一個范圍:一方面,究竟馬克斯·韋伯討論什么東西?有很多人講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我很懷疑他們真正看過韋伯理論沒有。比如,講到“儒商”現象是資本主義的開始,就是如此一個例證。
我對韋伯的理論,有過兩個機遇:一個是聽彼得·布勞(Peter Blau)講韋伯的“專業精神”這一課題,他就討論國家起源里面,知識分子轉變到社會的管理階層中間,是怎么樣的轉變;哪種知識分子能轉變,哪種知識分子不能轉變。這個課題的討論,非常細致,實際上是韋伯很注重的一點,因為新教革命重要的一點就是將羅馬的教廷推翻,改成民族國家。平常我們講改造民族國家,注重的是民族,可是彼得·布勞注重的是國家。我就將他和顧立雅兩個人注重的事情拉在一起,我告訴顧立雅彼得·布勞在講這個課。顧立雅第一次找我喝咖啡,是三個人一起喝,后來他們兩個經常自己討論問題,有時把我拖到一起來討論。這個對我的影響很大,等于是彼得·布勞做了一個導讀,讓我理解韋伯究竟在討論什么,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界類、分別:知識分子是業余的,還是專業的?知識分子是有使命的,還是游離的?美國現在的知識分子是游離的,沒有自己的立場,沒有自己的園地,也就是沒有自己的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是界定的,是整個國家文化體制所寄托的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我后來寫文章,常常注意知識分子性質的問題,與這個機緣很有關系。
神學院里面有一位宗教學大宗師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他是住在法國的匈牙利人。他講“神圣”和“世俗”之間的界限,他在神學院里討論哪些是天、地、人之間的象征,哪些是善惡之間的象征,哪些是圣俗之間的象征。那時,他希望能閱讀道藏,但是讀不懂,所以讓我幫他讀——那個任務實在很苦:我的法文水平有限,一般性的閱讀可以,口語則完全不會。他的英文講的是匈牙利腔,所討論的又是非常抽象的東西,二人糾纏了三個月,居然也溝通下來了。我們兩個人討論的經驗,對我影響很大:將我后來處理文化問題里面的宗教部分,有了一些輪廓。這種機遇,很少有其他大學生能夠得到。我以這些事情,來講當年芝加哥大學學風的特殊性。米爾恰·伊利亞德的學生余國藩,后來成為芝加哥大學的講座教授,就以研究《西游記》成名,將其翻譯成為英文《Journey to the West》。可以想象,Eliade的宗教學研究分量有多重。所以,對于以上各種遭遇,我終生感念。
在芝加哥大學,五年中經歷五次外科大手術,矯正我肢體的殘廢。每年七個星期的假期,有三個星期住院。在病院里面看見生死存亡,看見無可救藥;看見俊美的少年走進醫院,卻在一塊白布蒙蓋之下被抬出去;看見二十來歲的女孩子,只有五六歲這么大,心理長大了,人卻長不大那種痛苦;看見黑人孩子因為基因缺陷,得了病痛得死去活來,諸如此類的。春來秋去,季節轉換,我還在窗口看見對面窗上的藤蔓,從深綠色變成黃色,最后是一片紅色的葉子掉下來,年年如此。
這些刺激很深。那家醫院主要是看兒童小兒麻痹癥,有研究經費,所以我不用花錢就能住進去開刀——他們研究我,我是研究的對象。在那里碰到病人、醫生,看到的跡象,四面八方來的人,不同職業、不同項目,與他們談話、聊天,分擔他們的苦難。這使我懂得了美國各階層。很少有人有這個機會,沒有界限、沒有偏見,拿這些問題端到面前,彼此平等地談話。這就使得我理解他們的困難,理解他們的家庭情形。孩子看病是父母帶來的,父母不一定每個禮拜來看他們。看到我在旁邊,打個招呼,我與他們聊天,小孩在旁邊吃飯。
這給了我一個罕有的機會,深度地理解美國。在這種刺激之下,我投入了美國當時校區里面很活躍的民權活動,協助工會幫助南方來的黑人找到工作,幫助他們抵抗“工棍”與流氓的欺負。當時其實冒著生命危險,但我自己卻是毫無感覺。我和神學院的很多小牧師,在一起做這個事情,真的是抱著一腔正義。這也給我開啟了一個新的角度,看見美國真正的社會。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在書齋里、宿舍里,沒機會看見這些眾生相。
所以芝加哥大學的一段經歷,讓我終生難忘。我的經歷無法重演,無人可以重新經歷,太古怪、太離奇。當然,離奇、古怪之中,我是受益者。當時有些曾經在中國傳教的牧師,回到芝加哥還繼續幫助中國學生。尤其那位在山東傳教的美國女牧師,這位長者,每個星期必定來訪,問我需要什么,陪我聊聊天。另外有一位朋友,則是在醫院研究部做研究員的中國女生。她在病房同一樓的實驗室工作,將小老鼠解剖后培育細胞,做的是怎么樣將遺傳基因轉移至另一小老鼠身上。在醫院的飲食部,也有一位中國女生,她們二人經常輪流帶著食物,陪我在床邊共享中國餐點。這些交情令人至今難忘,我很感激。
錢存訓先生給我安排了一份工作,坐在圖書館里玻璃罩起來的小辦公室,幫學生找書。研究生到中文圖書館來,不知道找什么書、看哪個科目,我幫他們出主意:找哪本書看,在哪里,為什么看這本書……這也給我一個經驗,讓我接觸到不同的學生的需求。
(匹茲堡大學亞洲中心榮譽研究員馮俊文整理)
許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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