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復旦大學醫學院,并沒讓王河(化名)開心。
學臨床醫學的王河是上海本地人,今年考研二戰成績不理想,正等待調劑或轉行。
咖啡館里,他拿著一根還未拆封的吸管比劃:臨床醫學是一條封閉而漫長的道路,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讀完五年本科考研,考完研考博,考完博“規培”(注: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簡稱),最后進醫院當醫生。
【資料圖】
“這是一座獨木橋”,他說,“誰都能看到終點,但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終點。”
在疫情掀起千層浪的動蕩年代,各行各業興衰交替,唯獨醫生這份職業看起來依舊穩固、體面,是人們眼中除了考公外的“鐵飯碗”。
而疫情放開后的2023年,90多萬醫學生面臨的就業競爭比往年更加殘酷。醫直聘聯合創始人練軍良告訴八點健聞,今年很多效益一般的醫院的在職醫師開始蠢蠢欲動,想去好城市的大醫院,跟應屆畢業生搶工作,導致學歷內卷和科研內卷越來越嚴重。
眾人過窄橋,學歷通脹,醫院門檻水漲船高。復旦大學醫學院臨床專業學生在剛入學的時就被老師告知,每屆200人的學生里,最后只有約70人能成為醫生。
考研和考博,是篩選掉這些獨木橋上的醫學生的兩個節點。
而和王河一樣的985醫學生,起步已超過了半數獨木橋上的人。他們更不愿意 “向下兼容”,離開北上廣,到縣城做基層醫生。越精英,掉隊后的失落感越強。在一些985醫學生的觀念里,要是淪落到去社區衛生院,就是“對不起學校”。
困在學歷里的醫學生們,早已過了“有好多奢望”的二十一歲,成了《黃金時代》里“挨了錘的牛。”
越來越窄化的世界觀、越來越受限的選擇中,有人在獨木橋上死磕,掙扎幾次,成功“上岸”;而有的人在一次次的碰壁后心灰意冷,選擇出國、轉行或考公。八年制臨床醫學博士考公務員,在當下也并非新鮮事。
臨床本科生走進“考研時代”
王河沒有料到自己會跌落獨木橋。
2020年,無緣保研的他在上海的醫院里找不到工作,決定報考本校研究生——華山醫院的神經外科。
就算是頂尖醫學院校畢業,以王河的本科學歷,在上海仍然連社區中心的規培都進不去——三甲醫院只收頂尖博士,社區中心只收碩士,這是上海醫學生們心知肚明的共識。
那段時間正值醫學生的實習期,王河每天在醫院里從早上8點工作到下午5點,下班才有空回家學習到深夜。最晚的一次,帶教老師在臨下班前突然要做一臺解決下巴囊腫的手術,需要王河留下來,幫忙打下手,手術持續到10點。王河半夜從醫院回家,又打開臺燈,開始復習考研。
王河非常不情愿。打雜性質的醫院實習,相較于積攢“臨床經驗”,不如說更像是在“浪費時間”。比起穿上白大褂上手術臺,考研才是近在眼前的火拼前線。他們似乎寧愿拿這些時間多做幾套題,多看幾頁考研的教科書。
雪上加霜的是,研究生錄取分數線并沒有因為疫情而停止上漲的腳步。河北某醫院的年輕醫生李新,2017年以340多分的成績順利被北京協和醫學院專碩錄取。如今,他驚訝地發現,一位師妹考了370多,竟然只是“壓線”拿到了學校的復試資格。
而王河考研的2021年,復旦大學醫學院的分數線是370多分,且一反常態地劃了一條220分的超高“單科線”,比以往高了近20分。“就算考過學校線,單科過不了單科線,照樣沒書讀”,王河說。
不出意外地,王河考研失敗。他當即決定“二戰”——作為上海人,王河覺得自己反而更沒有退路:“外地同學說不定還能回家,邊規培邊考研。但二十年土生土長在上海,必須留下來,沒有別的出路。”
“反正做醫生的周期已經夠長了,再多一年又算什么?”抱著這樣的想法,王河開始“二戰”。為求穩,這次他調整了目標。對精神科感興趣的他,報考了另一所985大學的精神科。
但王河的二戰,注定是一場更為艱難的掙扎。
在李新考研的2017年,考研人數才剛剛突破200萬。而五年后的2022年,輪到王河考研時,考研人數飆升至457萬,是當年的2倍多。過去6年間,我國每年的考研人數增長都在30萬以上,去年最為離譜——相較于2021年,2022年的考研人數增長了80萬人。
王河沒有詳細說二戰的情況,只說考得不好,看調劑。“調劑不上,也許會和我爸一樣,轉行賣保險。”王河苦笑。他還是會有些失望,做醫生很有安全感,每個階段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該干什么。他不想像別人一樣,拿著一張本科文憑,就直接跳進求職的大海。
王河一些外地同學們,有的會選擇回到家鄉的二三線城市里,找個醫院規培,結束后直接就業,或者邊規培,邊二戰,甚至三戰。
但現在,給學生們的第二次機會正在慢慢消失,規培的大門也在慢慢關閉——有消息稱,河南和湖北今年不允許非應屆畢業生參加規培。也就是說,如果邊規培邊考研,考專碩的機會只有三次。而那些全脫產準備二戰考研的學生,將直接無法報考專碩。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內部人士委婉地告訴八點健聞,受疫情影響,這兩三年就業率都不好。“上海教委跟在屁股后面要我們提高就業率。”他最后表示,2023屆可能也沒有好的結果。
根據2020年7月8日發布的《丁香人才2020應屆生就業流向報告》,文章發表時,超6成畢業生還處于找工作的狀態,僅有23%的應屆生已經簽約就業;談到疫情對找工作的影響,34%的人表示單位招聘信息延遲或取消,27%的人認為是線下招聘會延后或取消,另有17%的人,由于封控而錯失了筆試或面試機會。
卷到底的學歷,卷不完的科研
考上研究生的幸運者,并非萬事大吉。
醫學生職業道路的獨木橋上有兩個“篩選”點:一次在考研,另一次在考博。每個節點,獨木橋上都會“掉下去”一批人。
2023年年初,上海某頂級醫學院碩士研究生溫雅意識到自己今年考不上博了。
往前推半年,她還在畢業論文中掙扎。2022年10月,她開始投論文,同時準備博士申請材料。
她采取的是“廣撒網”策略。投遍上海、北京、杭州的醫學院校,她唯獨沒有投本校——因為打聽一圈后發現“沒戲”。本校大多數博導都有自己的研究生,而這些研究生也大多有讀博意愿。這種情況下,博導都會優先招收自己帶的碩士,溫雅基本不可能硬擠到別人的“師門”下。“就算投了,也大概率會成為炮灰。”
真正開始申請博士,她切身感受到了“卷”,“每個人手上都有十幾篇文章”。而科研能力是博士申請評價體系中的大頭,占比足足60%,包括文章數量、文章所在分區、影響因子、是否是一作,等等。
靠著包括十幾篇一區頂刊論文在內的豐碩科研成果,即將進入國內頂級醫院的某985高校博士宋超,成為了所有受訪者中在獨木橋上走得最遠的人。作為科研領域的“老油條”,他也觀察到了近些年醫學生科研的愈發內卷。
“時代早就不同了。”他斬釘截鐵地說。據他觀察,十年前,有一篇影響因子為十分的論文就能留在上海頂級醫院,但現在還要再追加一個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從前本科生不需要做科研,跟著學習就行,現在連本科生都需要原創性成果,“不然不可能進頂級單位。”
科研內卷,學歷貶值——獨木橋上的“攔路虎”正愈發強大,走下去變得愈發困難。
讀研三年,溫雅只發了一篇論文。這其中有課題組的因素,也有疫情耽誤半年實驗的因素。畢業時,看著自己唯一的成果,她感到難過,因為“一切靠自己摸索,讀研讀得其實蠻辛苦”。
但一切已成定局,能做的只有向前看。在得知所有博士申請落空后,她立馬調轉船頭,開始找工作。
和其他人相比,溫雅是幸運的。在上海解封前后的幾個月內,她所在學校舉辦了多場互選會,幫助學生就業,溫雅最終成功進入了上海某三甲醫院的檢驗科。作為最基層的小醫生,她要出門診、值夜班;下班回家后,還會在晚上七點半準時坐在電腦前,開始“打第二份工”——寫標書,申請國家自然基金項目。
因為她依然想讀博,想做研究,“相比門診窗口,我更喜歡實驗室”。她希望能在工作中積累一些成果,幾年后繼續申請博士。在她身邊,如此曲線救國的人不在少數。
但這個過程同樣艱難。作為年輕醫生,她沒有資金,沒有數據,只能靠碩士期間的研究中剩下的一點問題申請項目和經費。
“掉隊的人”,另尋他路
相比于執著考博的溫雅,上海某頂級醫學院在讀學碩劉可的腳步慢了下來。看著漫漫前路,他感到疲憊。
和王河不同的是,劉可并不喜歡醫學生這種一眼望得到頭的感覺——雖然在之前的七年中,他沒想這么多,“順順利利地總能當個副主任。”靠著多年讀書的慣性,他讀完5年本科,本著繼續讀博的想法考取上海頂級醫學院的學碩,如果一切順利,他會繼續走下去。
但如今的他卷不動了。“一想到后面還有主治、副主任、主任……要卷這么多年,我著實有點乏了。”說這話時,劉可剛辦完復學手續。去年4月左右,他患上了抑郁癥,只能休學回家休養。
他為申博而“攬下”的大課題,進度完全被打亂。記不清多少次,劉可因被封控而錯過了回收標本的期限,甚至“一停就是半年”,只能反復重做。這使他沒能完成原本有信心在兩年內完成的課題。
劉可撐不下去了。
剛進醫院做科研時,劉可對周圍的一切好奇又興奮,做什么都很有動力,“感覺對自己的期望更高了”。那年,他所在科室的獨立研究所剛落成,“很大,估計有兩三百個平方”。看著越來越多的設備和器械逐漸把空曠的實驗室填得滿滿當當,他覺得很有“成就感”,像是受到了嘉獎一般。
他能見到來自五湖四海的病人,與導師一起研究各種各樣的疑難雜癥,偶爾還能跟以前的同學吹牛,“我碰到的這些病人,他們見都沒見過。”
留在上海,是他休學之前的想法。
現在,劉可累了。曾經,覺得畢業不做醫生對不起這八年的努力,但如今,聽得多了、看得多了,他慢慢發現好像去企業工作也挺不錯。“企業也招醫學生,人家都去了,我去也很正常。”
同時,劉可發現,疫情期間醫院收入堪憂,一些科室不怎么看病人,甚至都發不出工資。“我們科的工資沒受太多影響,但一些科主任自己疫情期間的獎金也就一兩千塊,真的發不出錢來。”
因為疫情而改變人生軌跡的醫學生們,不止劉可一人。這場瘟疫在徹底打亂人們生活節奏的同時,也讓許多醫學生意識到,原來眼前不止一種選擇。
也許走上岔路也是可以的?也許不卷學歷、不卷科研也是能接受的?“跌落”獨木橋的人,真的是所謂的“掉隊”嗎?除了考試之外,真的只有永遠無法“上岸”的求職汪洋嗎?
除了回二線城市“躺平”,越來越多的985醫學生們也將目光放在了考公上。
即將畢業于上海某醫學院的八年制臨床醫學博士陸鳴(化名)發現,曾經的學長學姐里,很少聽到有去考公的,“偶爾有一兩個”。但去年,至少他知道的想要考公的同學,就有兩三個。“從去年的情況來看,我感覺身邊讀完八年制博士出來不做醫生的人,是比以前要多的,”他說。
劉可也考慮出國。在國外的大部分國家,他雖然不能繼續學醫,但可以讀一些生命科學類的學科,比如生物或公共衛生。在國外讀博,劉可不僅能爭取全額獎學金,還能賺一筆工資。
上海某985大學醫學院的小繆也走上了出國的路。讀了五年臨床醫學本科,他發現自己完全適應不了醫院的工作節奏和體系。加之保研無望、考研失敗,小繆決定放下這掂了五年的重擔,出國讀商科。
在他一戰失敗,被迫休息的一年里,小繆申請到了兩所院校的商科和健康管理交叉項目,還獲得了學校提供的20%學費減免。
“我對成功的定義很狹隘,就是賺到錢。”小繆說。“但我知道,醫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沒辦法真正經濟獨立的,所以我想轉行了。”
張雨簫、張曉藝|撰稿
史晨瑾丨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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