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變成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2022年11月15日，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高校畢業生預計人數：1158萬人，再創歷史最高，比上一年凈增長82萬人。
【資料圖】
如果加上回國的大約70萬留學生（疫情前回國人數已經超過58萬），大學畢業生就向著1300萬邁進了，這是一個什么概念？2022年我國新增勞動力總數也就是1600萬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269萬人，如果還按這個數字計算，2023年的大學畢業生將占到新增勞動力的80%左右，幾乎快等于城鎮新增就業數。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就業問題，設定的目標就是新增就業1100萬，而同年的大學畢業生是1076萬人，二者基本相等。也就是說，我們解決了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就完成了2022年國家的就業目標。
當下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基本變為大學生就業問題了！
而這一趨勢還將繼續發展下去。因為從招生看，我們的大學招生人數仍然在節節攀升中，這也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必然的結果。
四年前，2018年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僅有790萬人，研究生85萬人。2021年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超過了1000萬人，比2018年增長了200萬，研究生117.67萬人，增長了32萬。2022年畢業生就達到了1076萬人，四年后畢業生會是多少？大家可以算算。
我經常開玩笑說，你應該慶幸是今年畢業，不是明年，因為明年人會更多。回頭看這幾十年的發展，大學畢業生一直在持續增長中。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最近10余年連續以超過3%的比例增長，2021年超過57.8%，2022年超過60%是鐵板釘釘了，也從一個側面給了印證。
為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國家拼盡了全力，大學生就業事實上變成了一個“教育問題”。
日前國家公務員考試公告公布，有媒體問我，國考67%崗位限定招收應屆畢業生說明了什么？這一政策顯然是為了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面對明年1158萬大學畢業生，招收3萬多人的國考，是杯水車薪。但即便是牙縫里的一點肉，國家也不忘記向大學畢業生傾斜。大學生已經成為國家就業問題的核心，解決起來非常艱難。
就業本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多方共同解決，但在中國，事實上卻變成了一個教育問題。記得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國新辦舉辦的一場以就業為主題的發布會上，記者的問題全部追著教育部主管大學就業的副部長翁鐵慧。須知，主管就業的部門是人社部而非教育部。
2020年疫情之初，教育部先后推出專升本擴招，研究生擴招，甚至把剛剛停掉的第二學士學位招生也恢復，以盡可能擴大招生，把一部分孩子們接回來繼續上學，以延緩就業壓力，當年僅研究生招生就增長近20%。
在高校內部，教育部則要求高校設立科研助理崗位，直接吸納大學生就業。2022年，教育部還專門發文，推出了“書記校長訪企拓崗促就業專項行動”，要求高校負責人走出學校，走上就業第一線，主動聯系用人單位解決畢業生就業。今年就業高峰期，中央美術學院書記校長雙雙走進直播間推銷自己學校畢業生的場景，讓我感慨萬千。
大學生就業的問題到底怎么解決？
第一，根本是解決用人需求問題，也就是經濟發展的問題。經濟發展得好了，企業才會不斷招人，這是最簡單的道理。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需要解決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這是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力軍。根據官方統計，全國近5千萬家企業里，99%以上都是中小企業，它們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
另一方面，需要堅定搞好產業升級，高端產業做起來了，高收入的就業崗位就會多起來，才能讓更多畢業生人盡其才，找到滿意的工作。但這個工作顯然不是教育部門能解決的。
第二，在供給側，需要解決高校專業設置以及人才結構不盡合理的問題。
9月9日教育部懷進鵬部長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特別強調，把就業狀況作為“雙一流”建設和高等教育結構布局調整的重要內容，在建設績效、學科評估中作為主要依據。“對就業率過低、多年持續不適應市場需求的，我們就要及時調整，與地方、高校一起，研究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適合學生全面成長的學科專業，著力完善人才培養質量與就業市場、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契合的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
專業布局的不合理，典型代表是管理學與藝術學兩個大類，高居13個招生大類的第二第三位。
如果說學科是從知識生產角度定義的，那么大學的專業，本就是根據社會需要角度設計的，也就是說，面向社會需求辦學是大學的重要方向，但是在實踐上，未必能做到、做好。
根據統計，如果按13個大類分，普通高校招生最多的是工科，其次就是管理類與藝術類，分列第二與第三。管理與藝術，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就業的“老大難”，但是我們為什么會辦了這么多管理與藝術專業？是真的有需求嗎？是，也不是，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比如管理，對于學校來說，這些專業設置門檻低，名字聽起來高大上，也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招生容易。而藝術類受熱捧，對于學校方，學費高，辦學門檻卻不高，對于學生，文化課要求低，好考，是上大學的“捷徑”，于是“購銷兩旺”。
無論是管理還是藝術，顯然多數人都沒有想過就業的問題。須知上大學只是成長的路徑選擇，不是終極目的或者說目標。但是，我們很多孩子與家長，往往只看了眼前，沒有想未來。
除了這種具體專業上的布局，還需要重視人文與理工科的結構性平衡問題。
考研熱，背后是就業難。近年研究生報名人數在高位上持續高增長，但細分下來就可以清晰地發現，報考熱門還是人文社科專業，從報考錄取比上看，人文社科遠遠高于理工科，為什么？
無論在哪個國家，理工科專業的就業都遠遠好于人文社科專業，因此美國對于理工科專業留學生，OPT簽證給3年時間，但是人文社科只給1年時間，因為不需要。可以簡單說，在就業上，理工科比文科好。
新高考之后，強化學生選擇權，但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很多孩子以興趣愛好為名，回避物理、化學，更多地選擇了“類文科”組合，生物地理成為熱門，物理化學大家避之不及，文理的逆轉必然導致未來大學生中理工科與人文社科專業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出現越來越多的文科生，怎么辦？
所以，這里提個醒，在新高考選科和選專業時，學生和家長不能只看眼前，要充分考慮未來的競爭壓力。
第三，大學畢業生和家長要合理定位，合理期盼。
雖然說就業難，但我們同時會發現，長三角、珠三角同時存在招工難、用工荒的問題。日前媒體披露，在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地方政府要求各村都要支援富士康，提供用工人員，甚至要求地方干部帶頭臨時到富士康務工1-6個月，以解決富士康當下急迫的用工荒問題。而在浙江一些地方，政府出資補貼大學畢業生到當地企業“實習”，也是同樣的目的。
換句話說，就業崗位還是存在的，只是不符合很多大學生和家長的期望，甚至是反感。在網上，一旦說大學生為什么不能進廠，就會招致大規模批評與圍攻。
很顯然，在中國，就業期望值是和學歷直接相關的，學歷越高，期望值就越高。這種攻擊和謾罵，就來自“我是大學生”，怎么可以進廠？似乎是辱沒了誰似的。
對于這個問題，學生和家長必須認識到，伴隨高等教育普及化，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只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80年代，專科生也是天之驕子，因為招生量實在太少了。1990年招收本專科60.88萬人，研究生3萬多人。直到1998年大擴招之前，本專科也僅有108萬人，碩士研究生5.7萬人。在那個年代，大學生基本上就等于體面的工作。
但經歷20多年大擴招和大發展后，當初的大學生與今天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僅僅是985高校總招生量就已經超過了50萬，而且多數是研究生，比如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近年新生招生總量基本都超過了1萬，甚至是1.5萬，而其中超過70%都是研究生。
比如上海交大2022年新生15000多人，本科4200人，僅占28%，其他均是研究生。復旦大學2022年招生15651人，本科4120人，僅占比26%，其他均是研究生。北大清華也類似。
我經常給很多孩子提醒，你爸爸如果當年能考上一個專科學校，那么放到今天，從競爭的稀缺性角度看，最差也是一個211了。所以，你是一個211、“雙一流”高校，從稀缺度上講，也沒有什么可驕傲的。
但遺憾的是，很多家長仍然停留在過去，很多人都按自己的經歷做判斷，仍然在用精英教育時代的尺子，量今天普及化后的大學畢業生，對孩子有著不切實際的期望。因為他看到當初上了大學的同輩人，畢業就是一份體面的工作，于是就有了一種錯位的期望。
在幾乎人人都是大學畢業生的時代，人人都有一個如意的體面工作，可能嗎？
第四，我們必須重視新一代大學生自立自強的三觀問題，警惕慢就業、不就業現象的蔓延，防止“啃老”現象出現。
近年大學生就業上，一方面出現了就業難，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大量的緩就業、慢就業，甚至不就業的現象。
很多畢業生因工作不滿意，于是投入考研考公，或是以留學為借口，專職備考，考不上就接著“二戰”甚至“三戰”。近期各地興起的付費自習室就是鮮明的一例：一些畢業生畢業后不選擇就業，而是選擇再次備考，以期望達到理想目標，刺激了自習室的生意。
在這其中，一部分人的確是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即便困難，也是在奮斗，對此我們當然肯定。要警惕的，是以這種理由啃老。
一位家長在網上撰文說，伴隨兒子大學畢業，給他們帶來的是“噩夢”：已經大學畢業2年的孩子，口頭上說備考研究生、公務員，但晨昏顛倒，瘋狂玩游戲，實際就是居家啃老。
這些孩子們有很多理由不去“低就”，比如興趣愛好不符，工作不如意，比如性價比低，包括不能接受資本家的“剝削”、“加班”的要求等等，但實際都是眼高手低，畏懼吃苦，畏懼被約束，更受不得委屈。于是，啃老成了最舒適的選擇。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家里有了被啃的資本與條件，這也是無可奈何。
這就是日本“蟄居族”的中國版，雖然人數很少，但已經開始出現。也可以說躺平的一代已經開始出現了！沒有太多人承認自己是躺平，理由會有很多，但客觀事實上就是懶，就是躺平！疫情則給了又一道借口，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和重視的。
最后，還是想拋出一個問題：是不是所有人都應該上大學？
高等教育從來就不是“義務教育”，不是必須的，但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大家似乎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比如家長，多數都沒有算過經濟賬，更無視孩子的差異，玩命“卷”。當然，還有相關政策也提供了便利，中職定位已經從就業調整為升學與就業并重，并大力發展職業本科，甚至要開設研究生。而高校的學費因為種種原因已經20余年未增長，大幅降低了上大學的經濟門檻，也讓更多家長忽視了教育上的投資效益。
就業的一個核心結構性矛盾，就是期望值與崗位需求之間的差異，而就業期望值則和受教育程度直接相關，不斷推高的大學生人數，尤其是高學歷人數的不斷增加，顯然也會不斷推高就業的“堰塞湖”，需要適時解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