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漣漪效應》第十二期
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上，滑雪運動員谷愛凌成為了矚目的焦點。她不僅是連奪三枚獎牌的明星選手，更是精通鋼琴、馬術，以近滿分的SAT成績被斯坦福錄取的“超級學生”。有人驚嘆她的成功是不可復制的，事實上，在美國名校的學生中，不乏成績優異的運動員，如哈佛的林書豪；美國各行各業的領袖，包括數位美國總統，在名校就讀期間往往也是備受矚目的運動健將。
谷愛凌被斯坦福大學錄取。
本期“漣漪效應”播客，我們邀請到了兩位對美國高等教育有著切身體驗和深入觀察的嘉賓，共同討論美國的精英教育為何如此青睞體育？在“谷式”十項全能的“超級學生”們背后，存在著怎樣的美式教育競爭？我們希望對美國教育現象的探討，能夠成為返視中國教育現狀的他者之鑒。
【嘉賓】
廖元辛，畢業于北京大學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前財新記者，非虛構文學《新留學青年》一書作者。
薛雍樂，畢業于美國喬治城大學和耶魯大學，澎湃新聞旗下英文新媒體第六聲編輯。
【主播】
格溫，澎湃新聞特約撰稿人。
【以下為本次訪談節選】
美國名校為什么看重體育？
澎湃新聞：美國名校認可杰出的體育人才，幾乎每所名校都有自己的體育明星乃至奧運獎牌得主，在錄取層面，一項優秀的體育成績就能讓申請者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二位都有就讀于名校的經歷，能否談談您所見到的校園體育文化？
薛雍樂：體育文化確實是美國教育的一大特色。從我在喬治城和耶魯兩所學校的親身體驗來說，我接觸的更多是團隊運動。比如籃球，喬治城大學出過像艾弗森、尤因這樣的NBA球星，而且大學球隊在美國NCAA大學籃球錦標賽當中也非常活躍。每年三月份會舉辦一個活動，March Madness（“瘋狂三月”，即美國大學體育總會一級聯賽男籃錦標賽，目前是美國最大的全國性體育賽事之一），全校同學都會傾巢而出狂歡。
耶魯則每年和哈佛有橄欖球對決，這就是展現學校榮譽的一個很好的時機，兩校學生都會來觀戰。相比之下，像谷愛凌參與的滑雪這樣個人的項目，平時關注的人并不是特別多。但是能獲得奧運金牌，肯定能被學校宣傳，也被同學們視為驕傲，熱度上可能比不上團隊的項目。
體育運動作為大學錄取的敲門磚是確實存在的，在我們學校就有很多因為（某一特長），比如籃球特長，被招進來的學生。大學有一種專門的職業叫球探，會專門去高中的比賽觀察，籠絡一些拔尖的高中生選手。如果選手讀書很好，能夠達到學校的學術要求，當然最好；但如果說讀書不太好、體育特別厲害，其實學校也是有一些手段幫他們過關，比如說專門開一些內容相對簡單的課給他們讀。所以說，如果說你能夠在某一項目上達到世界級的水平，能夠給學校爭光，那肯定在升學時可以加分。
澎湃新聞：從您的講述中，能夠感受到美國大學里面的體育文化氛圍是很濃厚的，為什么美國的精英教育會如此的看重體育？
薛雍樂：我覺得有幾方面。一方面比較傳統的解釋，就是可以培養競爭心態、領導力、團隊精神此類的軟實力，更容易在社會上擔當具有領袖職能的一些角色。
另外一方面，也有歷史或者社會的原因。前幾年國內引進了一本書，名字叫《被選中的》，講的就是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是怎么演變的。書中就提到，一開始這些學校的錄取是比較簡單的，以考試為主，也沒有說特別重視體育這個方面的才能，但是后來有大量猶太人進入了美國，對這些老牌學校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形成了一種威脅，這些學校就抬高入學門檻，來防止太多的猶太人被錄取，其中就包括了猶太學生相對不那么擅長的體育，還有其他一些沒辦法用分數去衡量的主觀標準。其實美國精英學校對體育的重視是有當時歷史上的反猶因素在內的，為了排除某一個特定的人群、但又不能明著說“我歧視你們”，只能增加一些看上去好像沒有什么害處的要求。
現在也一樣，很多在美國的華人家長抱怨：因為華裔學生成績相對較好，學校為了限制華裔學生的人數，就采取各種手段去抬高標準。在刻板印象里，華人孩子比較會讀書，但是體育較弱。（以體育為標準）也是淘汰華人學生的一種方式，但是華人家長也是很懂這個潛規則，越來越多的人在給孩子拼體育，所以說我們在奧運會的舞臺上就會看到不少像谷愛凌這樣子的“超級學生”。
澎湃新聞：廖老師對美國校園的體育文化有什么樣的感受？
廖元辛：美國校園里的體育設施非常完善，我在我的書里也提到了密歇根安娜堡的體育場，是容納觀眾數量在全球能排到前三位的體育場。此外，我們看到在美國大學校際之間的比賽，尤其是橄欖球比賽，已經成為當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附近一兩百公里甚至更遠的居民會開著房車，提前一天晚上就來到比賽現場，去進行燒烤、舉辦派對，一起喝酒、看比賽。體育賽事成為了整個州、或者整個市所有的人的一場狂歡，超出了單純的體育比賽簡單的含義。體育其實也是一個社交的概念。
而且校園的體育生態也是很完善的，每一屆的學生都熱衷于體育運動，會形成一個類似于循環的體系。在美國的從事體育的這些人，他們可能會回到學校去做教練，培養出來的學生再邁進體育圈子，也可以回到學校去從事教練的工作。這就相當于形成了一個完善的教學體系，而不像比如我們中國的足球這個體系，它之所以沒有形成一個很好的青訓系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教練的缺乏。對初級和中級的學生進行足球教育、帶領他們比賽的教練，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有顯著的不足。
2016年美國超級杯橄欖球賽實況轉播，吸引的電視觀眾達到一億一千萬，遠高于總統大選辯論。
“精英教育”的危機？
澎湃新聞：回到剛剛薛老師提到的美國入學標準的演變、以及華人家長開始越來越看重體育的現象上來：我們知道美國名校的招生標準包含了四大項目，也就是體育、個人素質、學業和課外活動。這樣多維度的招生標準，讓每個孩子都要成為多面手，在各個方面都要打敗眾多的競爭者來爭取入學的席位。薛老師所認識的美國本土名校生中有沒有“谷愛凌式”的超級學生？美國教育中是否也存在“內卷”的情況？
薛雍樂：美國學生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確實是接觸到過不少美國本土的“卷王”。比如說，我大一時的兩個室友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一個，是大大咧咧的加州女孩，注重生活質量，相對也不那么專注學習，整體氛圍給人感覺很休閑。有一次，她發現身邊很多男生沒地方剪頭發，就在我們宿舍里開了一個業務，收錢給他們剪頭發。
另外一個室友則完全不同，她是一個出生在美國、一路就讀頂尖私立學校的伊朗裔女生。她選了很多課，每天都學習到很晚，還參加學校的劃船隊，每天清早五點多就去訓練，劃船落入水中，她來不及換衣服，就濕漉漉的去上早上的中文課。后來她可能覺得我們學校的競爭還不像她希望的那樣激烈，大一就轉學去了其他的學校，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外科醫生。
我之前也跟其他的本科生聊過，其中記憶最深的是一位哈佛的本科生。她跟我說，當時為了進哈佛，擔任了她高中所有學生社團的社長，所有社團都要參加，把簡歷填滿。一方面，她的綜合能力非常的強，興趣愛好非常廣泛，另外一方面，也確實擅長時間管理。因此才能順利進入哈佛。
精神健康在美國大學校園里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美國現在很多“95后”、“00后”，經常包里面裝著各種瓶瓶罐罐的藥物。我們可能需要反思，這種優秀是否只是一種表象，背后有沒有沒被看見的另一面？在追求這種優秀的時候，也許會失去其他一些重要的東西。
澎湃新聞：廖老師也對美國本土學生的A面和B面都很了解，在您看來是否存在“內卷”的情況？
廖元辛：在過去的這一兩年中，我們經常討論中國教育的這個“內卷”，但是我想強調的是，中國教育的體系跟美國教育的體系還是存在很大的差異的。所以我覺得比較中美的這個“內卷”，首先我們要去廓清“內卷”的定義。
另外，我覺得這種過度的競爭，要把自己變成“十項全能”這樣的情況，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的某些階層其實都是存在的，尤其是精英階層。當然可能在某一些的群體中可能會更普遍，比如說在美國華人群體，包括韓國的學生群體，包括印度社區，相對來講會更容易產生這樣情況。
教育“搶跑”。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不過對于美國的大部分學生來說，“內卷”的情況并不是特別的嚴重。因為中美的社會結構存在比較明顯的一個差異，就是中國一直存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樣的歷史傳統。我們人才的選拔和教育制度演變成了千軍萬馬走獨木橋、完全按照考試分數來決定的模式，但是在美國相對來講不是這樣。
另外，還有一種觀點是，美國的中產階層規模較大，這些中產的孩子只要接受一個還可以、或許并非那么精英的教育，就能相對比較容易地進入中產階層。所以對于很多普通的家庭而言，如果父母不是受到過精英教育、希望把精英教育傳遞給下一代的狀態，這些家庭是沒有動力去讓自己的孩子一整個周末都去上課的。在這一點上，美國還是跟中國有明顯的差別。
澎湃新聞：在疫情之前，想要到美國去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逐年攀升。廖老師之前也采訪過近百位的赴美留學生，您覺得這些中國學生在申請美國名校時，他們的情況是更為有利，還是會遇到更大的障礙？
廖元辛：我記得采訪中有一個學生，高一時從中國移民到美國，在中國學習過奧林匹克物理競賽，進了美國的高中后就去參加了美國學校的物理競賽。他明顯感覺到，當地學生對自己和他人的評價體系是跟國內是完全不一樣的。國內中小學以成績論英雄，但是在美國的評價體系非常多元。一個奧賽獎項不會像國內那么受重視，相反同齡人可能更羨慕那些加入橄欖球隊或者啦啦隊的同學。換句話說，中國留學生會面臨一個價值轉換的問題，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價值系統的轉變。對于中國留學生來講，這個過程還是蠻有挑戰性的。
澎湃新聞：薛老師，您擔任過留學的海外顧問，那您認為中國的學生在申請美國名校時存在障礙還是優勢？
薛雍樂：最大的一個障礙還是選擇標準非常不明確。國內雖然說這些年也有一些自主招生考試，但是總體上，成績好就是最重要的，可以進名校。但是在考美國學校特別是那些名校時，光有成績肯定是不夠的。
SAT這種考試本身沒有國內高考的難度，分數只是一塊敲門磚。如果想要申請北美排名前10的學校，跟你競爭的人分數都差不多，頂多保證進入第二輪篩選。進入了后續的選拔，就需要展示各種其他的課外活動、志愿服務、領袖才能，學校還要求學生寫個人陳述，有些學校會給你一個命題作文、有些學校不限，讓你盡情用文字去表達遠大理想和特別經歷，最關鍵的是你和別人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值得學校錄取。其實這是很主觀的，有時甚至取決于招生官的心情，或者他當天看了哪些其他人的申請，沒有辦法量化。
在國內的教育體系下，申請留學的同學做的課外活動其實差不多，不外乎學生會、模擬聯合國、辯論、機器人比賽之類，交上去的申請千篇一律。學校對國際學生也有配額，每年招的中國大陸的學生都是定量的，甚至會細分到城市，這樣其實又變成了一個“內卷”，因為名額有限，就要盡量去做和別人不一樣的課外活動。
我記得疫情前，有一些國內的小朋友，會到非洲、東南亞去做志愿者，越遠越好、越難越好，顯得特別。但是如果所有學生都扎堆去做志愿了，一方面這個功利的動機本身就有問題，另外一方面又水漲船高，又要去尋找其他更加獨特的活動，是不是要到南極、北極去才算是更加和別人不一樣？所以說其實這也會帶來不平等的問題，因為很顯然這都是依靠家長的資源，資源越多，學生去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的機會會更多，種類也就更豐富。
如果說你出生在普通家庭，可能考個SAT、讀幾門大學預科的課程，就已經花掉不少錢。所以說其實在經歷了美國的申請之后，我反而會對國內的應試教育有了一點更加積極的看法。雖然一考定終身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花錢補課也會存在不平等的現象，但是平心而論，和那些太過主觀的標準相比，分數還是能較好地拉近家庭和家庭之間的差距。我們從國內過去幾十年也看到，考試確實是讓很多有志青年可以實現階層之間的流動，得到更好的前程。
澎湃新聞：為了上名校，一個家庭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資源。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中悲嘆“寒門再難出貴子”，指出教育機會的嚴重不均阻斷了下層孩童的上升路徑。出身貧困的美國孩子在就讀名校上存在著怎樣的劣勢呢？
薛雍樂：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講到的，在升學時，需要各種活動來添加分數之外的東西，這本身其實也取決于你家庭的資源。然后，除了這些，我還想再補充一下，一個是學習成績本身也并不完全能夠抹平階層之間的差距。在一個貧富差異很大的社會，其實成績也是會體現出階層的分化。前幾年，國內引進了美國的一本書《精英的黃昏》，講的就是美國精英教育陷入的危機。
《精英的黃昏：后精英政治時代的美國》
書中有一個事例令我印象深刻，紐約有一所叫“亨特學院”的公立高中，在美國公立高中常年排名第一，學費全免，單純通過一場考試去錄取學生，不需要任何的額外材料，以此來有教無類地選拔在學術當中最優秀的學生。但是很快社會上就出現了針對這所學校入學考試的補習班，而且價格不菲，結果是高分入學的大多數還是能上得起這些補習班的學生，那些出身相對貧困的、特別像黑人學生，在這所學校當中的人數非常少。所以說即使說分數看上去最公平，但可能還是會隱藏著很大的一個割裂。
“減負”緩解了內卷嗎？
澎湃新聞：前幾年，主管SAT的美國高校理事會也試圖為學生減負（dumb-down），降低考試難度，并針對中上層子女有能力參加各種補習班的“優勢”，向窮人子弟提供免費的備考輔導。美國所實行的減負政策是否有效地緩解了美國教育當中的高度競爭？
廖元辛：我覺得這個效果其實是很有限的。
我們首先要去考慮美國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對于美國的聯邦政府和各個州政府來講，想要達到的教育目標是什么。這個教育目標其實是在做一個兜底，比如說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就出臺了一個No Child Left Behind這樣的項目。其實它強調的是不要讓更多的學生輟學，希望絕大多數的學生都可以完成高中教育等等，并沒有關注讓多少的比例的窮人子弟可以去上更好的學校，這個跟中國國內的情況還是有一點區別。
在中國國內的話，有些學校可能會劃一個比例，比如說今年我要至少招百分之多少低收入群體家庭的新生，在美國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政策。當然有些地方可能會按種族去劃分入學的名額，不過這種政策也是備受爭議的。
薛雍樂：如果說他現在要為學生減負的話，我也有點懷疑他的最后的結果會有多大，因為就像前面說的，分數其實對于美國名校來說，就只是一個敲門磚，不是一個關鍵點。所以說他減負，其實也不會真正意義上去緩解競爭。
如果從華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華人家長反而會對此有一點警惕。因為對于很多華人學生來說，分數可能是他們在申請過程當中最不需要焦慮，然后也是最容易出彩的一面。如果說考得越來越簡單，等于說分數在錄取當中就越來越不重要，那可能會有更多成績相對弱一點、但是有更加獨特人生經歷的學生，能夠進入招生辦主觀的環節，所以說對華人來說，這可能非但不能緩解競爭，反而會加劇中產的華裔和其他族裔之間的矛盾，然后也會讓華人的家庭就更加焦慮，所以我覺得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后果在里面。
澎湃新聞：我國此前也對針對校外補習機構發布了“雙減”規定，至今已近半年，在廖老師看來，“雙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緩解了“內卷”問題？
廖元辛：當時（國內的“雙減”政策頒布時）有很多討論，我也從供給和這個需求兩方面跟一些行業內人士討論過這個問題。“雙減”限制教育培訓機構，不能在周日上課、工作日上課時間不能晚于九點，然后對教育機構的融資、包括海外上市，做了非常明確的限制。從這個角度來講，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減少了對于課外輔導的供給。
但是從需求端的角度來講的話，由于高考跟中考的制度不可能在未來的幾年內進行大的調整，需求端不會因為“雙減”規定出臺而大幅減少。
其實我當時認為，除了中高考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對于課外輔導的需求，可能是被教育公司或者營銷號人為地制造出來的。因為我們去看10年前，如果你想去了解“別人家的孩子”，你得去花20塊錢買《哈佛女孩劉亦婷》，才能夠有相對深入的一個觀察。但是現在在朋友圈和公眾號上，你看到哪個孩子又去學了什么、又去哪兒上課，又去哪社會實踐……過去幾年制造了大量的這方面的焦慮。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有一種題目叫做“誰才多少歲，已經拿到了什么樣的成績”，很多社交平臺上的文章，都是這樣的套路。
在去年八月份時，我跟幾個朋友說，如果之后要想對教育方面的內卷做有效的改變，很有可能要去限制這一類被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然后在去年9月還是10月時，有政府機構開始限制教育公司在網上打廣告等等。其實這個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去戳破這個教育公司、社交媒體人為制造的焦慮。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感覺這一類政策對于之前比較盲從的家長還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有助于他們去放松精神。
“雙減”落地，教培機構大門緊鎖，貼滿暫停線下培訓通知。
澎湃新聞：薛老師對“雙減”之后的教育現狀有什么樣的觀察？
薛雍樂：我就從我切身觀察的角度來說，我最近看到報道，有老師反映“雙減”之后反而讓老師更累了，因為學生在校的時間加長了，而且其實我身邊的家長還是挺“卷”的，而且反而有時候更加焦慮：因為不知道不補課，還要怎么提高孩子的成績，接下去升學的評判標準到底是什么？所以也不是說“雙減”了，大家的負擔就這樣減輕了。
總體來看，我覺得“雙減”還是有很積極的一面，它遏制了那種過分依賴課外補習的惡性循環。因為之前我也聽說有些學校里面老師他可能就不講了，依賴學生他課外去補課，這其實就不是很好，（不補課）讓孩子能夠空出更多的時間去培養其他的愛好，然后多出去走走玩玩，然后學藝術、體育，有一個更加快樂的童年，這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有好處。
江蘇省海安市城南實驗小學西校區女足社團的孩子們在練習足球基本功。 翟慧勇 攝（中經視覺）
但是過分的一刀切也會有壞處，一些高層次的學科競賽因為“雙減”就被停辦了。有些學生可能特別愛好這些學科，已經為競賽準備了很久，就失去了一次挑戰自己的機會。還有一些本身就是成績處于中游的學生，本來可以通過補課考上更加好的學校，未來有更多的可能——需要外力去稍微推一把。
與其說一下子把所有的課外培訓都關閉來實現減負，不如讓社會的評判體系更加多元化：既不要用單一的標準，也不必要求大家都成為全才。我知道這可能跟我們前面講的有點矛盾。但是我覺得并沒有一個單一的標準答案，我們本身就是在不斷的動態當中去尋找一個比較適合當下的平衡。還是需要去不斷的嘗試和探索、調整，這就需要可能更加精細的社會標準，也需要我們的社會和家長能夠更加開放和包容。
是否存在一種理想的教育？
澎湃新聞：在越來越多的人把教育當成一種功利的階層躍升的工具以外，教育還有沒有其他的更自由、更加有想象力的面向？在薛老師看來，一個理想的教育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薛雍樂：我覺得教育最終還是想讓孩子最后成為什么樣的人。比較理想的教育可以讓孩子去找到自己的興趣和價值，在自己選定的領域自由探索、做一些比較有創造力的事情，給周圍的人帶來一些什么東西。
廖元辛：我覺得我可能會更傾向于“終身教育”。教育中很重要的一個點在于我們要去培養年輕人不斷成長、進步和學習的能力。成功的教育模式是培養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很重要一點是要去培養學生對于世界、對于社會的好奇心，對于別人、對自己的好奇心。如果我們的教育模式能夠讓學生養成活到老學到老的這樣一種精神的話，這樣一種教育模式可能是更為成功的教育模式。
薛雍樂：教育可以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一些共識，給我們的孩子一些基本的、大家可以共享的價值觀，比如熱愛學習、保持好奇，尊重科學、相信常識，相信互相之間可以進行溝通，可以去跨越和別人的差異，和不同背景的人進行比較有效的對話，這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