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重要的青銅器上往往銘刻文字，被后人稱為金文、鐘鼎文、籀(zhòu,音驟)篆文等。這種銘文的歷史傳統從商周一直延續到秦漢以后。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漢代的青銅器已經從以祭祀為主的禮器，轉變為以日常生活為主的實用器，其上的銘文從形式、內容到語言、文字，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近期發掘的西漢海昏侯劉賀墓中的青銅器，多有或清晰、或模糊的銘文，它們普遍比商周時期的銘文易認易懂，且文字簡煉、內涵豐富、刻制嫻熟、書寫優美，極大地增添了青銅器本身的氣韻和品味，再次為人們提供了研究西漢社會漢字書寫的實物資料。
1．西周“子畯父乙”提梁卣
難道西周時期的青銅提梁卣(yǒu，音酉)，真的會出現在西漢的海昏侯墓中?沒有錯。海昏侯墓中還有一件東周的青銅缶，只不過上面沒有銘文，不在本文鑒賞之列。
在后世的墓葬中發現前世的珍貴物品，這并不奇怪。海昏侯劉賀是一位西漢時期的收藏家、鑒賞家，以他當過帝、王、侯的閱歷，見識過宮廷頂極珍玩的眼力，家有千金萬貫的財力，以及敢作敢為的魄力，收藏這件帶有銘文的西周青銅提梁卣，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這件青銅提梁卣，短頸、垂腹，有隆起的蓋子，有彎曲的提梁，有較高的底座，它的文字就鑄刻在底座上(圖1)。從器型、紋飾以及文字上綜合判斷，這件青銅提梁卣應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物，距劉賀當海昏侯時已有1000余年之久。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它是如何傳承的呢?人們不得而知，但是銘文中卻透露出它第一位主人的有關信息。
圖1
青銅提梁卣底座銘文初看為三字，細辨為四字，即“子畯父乙”。畯(jùn，音俊)，《說文解字》：“農夫也，從田”。如果作為名詞，是指古代掌管農事的官員;如果作為形容詞，與“俊”通假，表示才俊出眾。這里的“子畯”，是人名，大約是一位從事管理奴隸耕種的官員。
“父乙”，粗看似一字，細看確為兩字。商代時“父乙”是商武丁王對生父小乙的稱呼，或商文丁王對生父武乙的稱呼。而到西周時，父乙成為祭祀時的專用術語。“父”，是指祭祀已故的父親;“乙”，是指安排在乙日的祭祀。因為西周時期的貴族們每天都要祭祀祖先，因而需要排列祭祀的次序，依序而祭。“父乙”就是排列在一旬中第二天祭祀父親的。
從銘文中可知，這件用于祭祀的西周青銅提梁卣的第一位主人是子畯，最后一位主人是劉賀。他們相距上千年，人去物在，提梁卣上的各種紋飾以及屬于商周時期大篆體的銘文，訴說著時代的滄桑。
2.“昌邑籍田”青銅鼎
鼎，是青銅器中的最為重要的禮器，是權力的一種象征。昌邑籍田青銅鼎(圖2)的出土，是海昏侯墓考古發掘的重要收獲之一。
圖2
此鼎出土于東藏槨廚具庫南側，斂口，鼓腹，圓底，三蹄足，雙附耳，鼎身上刻有銘文15字：“昌邑籍田 銅鼎 容十斗 重卌八斤 第二”。
——昌邑。無疑是指昌邑國或昌邑王，證明這件青銅鼎屬于昌邑王所有。昌邑王共有兩代，第一代是劉髆(bó,音搏)，在位11年;第二代是劉賀，在位13年。這件青銅鼎似應在漢武帝時期由劉髆命人鑄造，漢宣帝時期由劉賀從山陽郡帶到海昏侯國。
——籍田。古時帝王于春耕前親耕農田，以祭祀宗廟，且寓勸農之意，稱為“籍田禮”。如今北京的先農壇，就是明清兩朝皇帝每年清明時節舉行“籍田禮”的地方。《左傳》說：“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漢書•文帝紀》詔：“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zī，音滋)盛。”看來，此鼎是為昌邑王親耕農田，勸民農耕，以促進農業生產而鑄造的，這反映了西漢時期重農抑商的政策取向。
——容十斗。是指此鼎的容積是當時的十斗，也就是一斛(hú，音壺)。漢代的一斛為10斗，一斗為10升，一升相當于現在的200毫升;也就是說，一斗約2000毫升，這件青銅鼎的容積是10斗，為20000毫升左右。商周時期的鼎是烹煮和盛貯肉類的器具，用以進行祭祀活動。到了西漢時期鼎的祭祀功能減弱，而實用功能增強，于是可以用來盛水、盛酒、盛糧食，久而久之，便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量器。
有人錯把“容十斗”解讀為“容十升”。其實，無論是大篆體還是小篆體，斗與升兩字都是有差別的(圖3)。在斗與升之間產生誤解的重要原因，是漢代的容積單位大大小于今天的容積單位。以斗為例，漢代的一斗只有2000毫升，而現在的一斗卻是10000毫升，相差5倍。因此很容易產生認知上的錯覺。
圖3
——重卌八斤。是指此鼎的凈重量為48斤。卌，是四十的古寫法。漢代的一斤相當于現在的248克左右，換算下來，此鼎凈重量不超過現在的24斤。標明此鼎的凈重量，一是可以基本確定鑄造時使用的青銅合金大約48斤;二是可以作為生活中標準的衡器，以此度量其他物品的重量。
——第二。是指此鼎在同類器物中的編號，說明昌邑王家里的青銅鼎不止一件，至少有二件以上。事實上，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同類青銅鼎還有多件(圖4)。
圖4
必須指出的是，漢代是高度統一的封建帝國，而實現國家的高度統一，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通過郡縣和王國，統一境內的度、量、衡。在青銅器鼎、壺、鋗、鑒等器物上，刻鑄準確的容積、重量等銘文，使它們成為一個地區度、量、衡的標準器，對于納糧交稅、公平交易，進而實現國家的經濟和行政的統一，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3.“昌邑食官”青銅鋗
海昏侯墓共出土兩件帶有銘文的青銅鋗(xuān，音宣)。鋗，是古代的一種平底盆形有環的小鍋，一般屬于食器或水器。此件青銅鋗(圖5)敞口，有流，雙耳缺環，器底略圓，腹部有凸弦紋。鋗身上刻有16字銘文：“昌邑食官 鋗 容十斗 重卅斤 昌邑二年造”。
圖5
——昌邑食官。是指昌邑國的食官。在劉賀墓中的隨葬器物中，多處都有“食官”字樣，比如一件漆耳杯，底部就有用針刻的“食官”二字。據查，食官是專門掌管王室膳食以及祭祀之享的命官。《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記載，漢代的食官一般歸少府管，下面有太官、湯官、導官，又有胞(同庖)人。顏師古注明：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胞人主宰割。他們的分工十分明確。這表明，昌邑國的食官是作為一個機構設置的。劉賀即使被貶為海昏侯，也還會有食官伺候。
——容十斗 重卅斤。是這件青銅鋗的凈容積和凈重量。與昌邑籍田青銅鼎相比，容積相同，均為十斗，重量卻相差18斤，約合現代的9斤左右，主要是鼎的三足和雙耳占去了相當的重量。由此可知，在相同的條件下，人們使用青銅鋗，要比使用青銅鼎輕便一些。
——昌邑二年造。這是昌邑王使用的年號。第一代昌邑王劉髆，是漢武帝于天漢四年(公元前97年)立，第二年為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即昌邑二年。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銘文上，還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等字樣，估計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劉髆在位期間制造的。目前發現的漢代青銅器或漆器銘文中的年代，大體有三種紀年方式，即漢廷紀年、王國紀年與割據政權紀年。漢代從漢武帝開始有了年號，全國使用統一的年號紀年是漢廷紀年的主要方式。與此同時，各諸侯王國不但“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而且也有自己的紀年，他們制作的青銅器或漆器銘文一般使用本國紀年。紀年表示的是制作時間或銘刻時間，也有表示轉送時間或購買時間的。不過，諸侯國分為王國與侯國，銘文中常見王國紀年，未見侯國使用自己的紀年。這也許是一項重要的制度性規定，只有王國可用自己的紀年，侯國不得僭越。
另一件昌邑食官青銅鋗上的銘文，與上述銘文相差不多，為“昌邑食官 鋗 容四斗 重十三斤十兩 昌邑二年造”(圖6)。說明這兩件青銅鋗都是同一年制造的，而這件青銅鋗明顯偏小，容積只有上件的五分之二，因此，凈重量也只有上件的五分之二強。漢代一斤是16兩，因此銘文中出現了“十三斤十兩”這樣的數字。
圖6
4.“昌邑宦”銀燭定
在海昏侯墓的不同部位，出土了各式各樣的青銅燈具，包括雁魚燈、連枝燈、豆形燈、釭形燈、行燈等。但帶有銘文的是兩件豆形燈，它們有喇叭形圈足，有圓形燈盤，有紡綞形長柄，燈盤中央還有插蠟燭的扦子，叫“支釘”或“燭扦”。仔細辨認燈盤周圍的銘文為：“昌邑宦 銀燭定 重六斤十四兩”(圖7)。
圖7
——昌邑宦。是指昌邑國的官員。宦，《說文解字》：“仕也，從宀，從臣。”也就是說，這盞豆形燈是由昌邑國鑄造的，由昌邑國的官員管理著。
——銀燭定。是這件器物當時的名稱。
銀，是指制作的主要材料。從照片上判斷，這件器物并非純銀，很可能是銀、鋅、鉛、銅的合金，只不過銀的成分相對大一些。
定，是器物的稱謂。豆形燈是現在人們的叫法，漢代稱為“定”，也寫作“錠”。《說文解字》注：“定，從宀，從正。”“錠，鐙也。從金，定聲。”漢代并非所有的燈都稱為定(錠)，只是把這種類似豆形的燈稱為定(錠)。定(錠)的標準器型一般由盤、柄、喇叭狀足三部分組成，好像一個頂天立地的傘蓋。
燭，表明這盞燈使用的燃料是燭。漢代根據點燈的燃料不同分為油燈和燭燈，油燈使用的是液體燃料，如松脂油、煤油、花生油或者其他植物油、動物油等。燭燈使用的是固體燃料，如黃蠟、白蠟、蜂蠟等。最早的燭是指燃燒的麻桿，后來制作的燭“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豆形燈盤上的支釘，就是用來插燭的。漢代時燭是貴重物品，窮苦的老百姓是點不起燭的，只有富貴人家才用燭照明。
——重六斤十四兩。這是銀燭定的凈重量。漢代一斤等于十六兩，六斤十四兩也就是差二兩不到七斤，相當于現在的三斤半弱。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另外一件青銅豆形燈上，銘文為“昌邑籍田燭定”(圖8)。看來，這個燭定是與昌邑籍田銅鼎配套使用的：燭定，是為了凌晨時照明用;銅鼎，是為了在宗廟前祭祀時盛肉用。這說明昌邑國每年春天舉辦的“籍田禮”是非常隆重的。
圖8
在海昏侯墓中還出土了一件青銅豆形燈的喇叭形底座，雖然已經殘破，但其上有銘文“南昌”二字(圖9)。這是迄今發現的最早帶有“南昌”字樣的器物。但它是否就是指海昏侯國所在的如今南昌地區?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圖9
5.“大劉一斤”銅環權
海昏侯墓出土了一套銅環權，從小到大、從輕到重一共十二枚，為一套。據丘光明著《中國歷代度量衡考》統計，近代出土的銅環權從春秋、戰國至秦漢，共約23套，每套少的只有兩枚，多的十枚左右。而海昏侯墓出土的這套銅環權一共有十二枚，是最多、最完整的(圖10)。這對于深入研究漢代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難得的實物標本。
圖10
銅環權就相當于現在使用的砝碼。然而在2000多年前，中國的衡器中并沒有天平、砝碼、桿秤和秤砣之類的稱謂，只把這類器物統稱為權、衡，并且“稱”與“秤”也常常互用。顏師古注：“錘者，稱之權也。”高誘注：“稱錘曰權。”《漢書•律歷志》說：“謂為錘之形如環也。”這種銅環權在春秋、戰國時期通行于江南地區，而在楚國境內使用較多。秦漢時期全國通行的主要是鼻紐形權，但從出土文物看，在江南以及四川、甘肅等地仍在使用銅環權。
海昏侯墓出土的這套銅環權，當時有個俗號，叫“肉倍好”。肉，是指整個銅圜;好，是指中間的孔。“肉倍好”是指這種銅環權的圜的厚度是孔徑的兩倍。《漢書•律歷志》說：“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這套銅環權中最大的一枚邊緣上刻有銘文“大劉一斤”四字(圖11)。
圖11
——大劉。是劉賀在當皇帝被廢黜后，成為平民百姓時的稱呼。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就是玉印：“大劉記印”。而在這套銅環權上再次出現“大劉”二字，印證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當過諸侯王、當過皇帝的庶民劉賀，對外都是以大劉相稱，以便最大限度地避開各種風頭。同時也說明，這套銅環權是與那枚“大劉記印”在同一時期使用的。
——一斤。是這套銅環權中最大一枚的凈重量。從圖片上觀察，這套12枚銅環權可以分六組，每組兩枚，重量相同。現在已知最大銅環權為一斤即16兩，而最小銅環權為5銖，與漢五銖錢的重量相等，其余四組推測應當分別為8兩(半斤)、4兩、1兩(24銖)、半兩(12銖)。據此判斷，這套銅環權當初很可能是兩套，每套6枚。兩套組合而成一套，集中使用。盡管如此，使用它們也只能稱量較輕的物件，如貨幣或藥材。《中國歷代度量衡考》指出：“這種小型權衡器當是伴隨著稱量貨幣的通行而大量制造，以供商品交換使用的計量器具。”這就進一步說明，當平民百姓的劉賀，一直熱衷于經商賺錢。
6.“見日之光”青銅鏡
目前所知，海昏侯墓出土的有銘文的圓形青銅鏡共計三面，都是典型的西漢時期王公貴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青銅鏡。其背面紋飾清晰、繁復，圖案以圓紐為中心，并蒂十二連珠紋紐座，座外一周凸弦紋圈及一周內向八連弧紋帶，弧紋帶外有兩周櫛齒紋，素平寬緣。其中兩面銅鏡在櫛齒紋間有一圈銘文;而另一面銅鏡在八連弧紋帶和櫛齒紋間有兩圈銘文(圖12)，為雙圈銘文銅鏡，較為罕見。
圖12
這面雙圈銘文銅鏡的八連弧文之間，花紋與銘文交錯，從右向左旋可辨別8字，為“見日之光，相忘長毋”。這是西漢中早期較為流行的一種青銅鏡銘文。
——見日之光。這里的“見”，應讀作“視”。意思是這面青銅鏡只有對著太陽光才能清楚地照見人影。由于有“見日之光”的銘文，這里姑且把它命名為“見日之光”青銅鏡，簡稱“日光鏡”。據史料記載，這種“日光鏡”非常神奇，具有透光的效果，即鏡面在平行光線的照射下，能將鏡背的紋飾和銘文完全反射出來。千百年來，許多學者都發現了這個秘密，但無法破解。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人們才找到答案。原來，所謂透光，不過是一種映象，當研磨鏡面時，鏡背凹凸的紋飾就會因物理原理產生鏡面曲率變形，形成與鏡背相應的但肉眼無法看清的起伏紋理，當陽光照在鏡面時，那些與鏡背相應的起伏紋理便會反射出來，自然放大，產生神奇的效果。
——相忘長毋。是“長毋相忘”的倒裝句式，意思是永遠不要忘記。西漢早期的鏡銘上，多有“毋相忘”三字，中期以后增加一字，成為 “長(常)毋相忘” 四字。當時的鏡工很可能不明其意，顛倒過來刻在范模上，成了倒裝句式。從內容上看，這件日光鏡代表著主人美好的心愿：夫妻恩愛，永不相忘。
這面日光鏡的外圈櫛齒紋之間也有銘文，從右向左旋，共計32字：“盥絜清而白，事君怨污之，弇明玄錫之，流澤疎，而日忘，美人外，承可兌(悅)，靈願永思絕”。大體意思是，生前以清白之身跟隨著君子，死后還要像每天洗臉后照鏡子一樣取悅于君子，永遠相思相愛。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另外兩面單圈銘文鏡，一面為31字，一面為24字，與上述銘文大同小異，只不過有多處增字、刪字、減句(圖13)。在這三面銅鏡的銘文中，共同表達的是相思文化和祈愿文化。
圖13
此外，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帶有銘文的青銅器，還有“海”字青銅烙馬印(見光明網發拙文《烙馬為記：見證古代馬政管理的劉賀“海”字大銅印》)。特別是在一套七件的青銅甬鐘上，有多處銘文(圖14)。由于圖片不清，很難辨認，因此這里不贅述。
圖14
漢語與漢字，是延綿不絕的中華文明的核心，也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傳承不息的血脈。從海昏侯墓出土青銅器上的銘文中，人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漢字書寫在西漢時期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一、以往的青銅器銘文，多以鑄造為主，刻字為輔;而西漢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卻相反，以刻字為主，鑄造為輔。除了鏡銘是與紋飾一起鑄造上去的以外，其他銘文大都是用鋒利的刀子雕刻在青銅器上的，而且刀法異常流暢、圓熟、自然、深刻。其實，從書法藝術的源頭上看，最早的中國文字就是以刀為筆，刻在甲骨上或石頭上的。因此，古代刻出來的字，比鑄出來的字或寫出來的字，更能體現早期漢字的真實面貌和時代神韻。
二、西漢時期是漢字書寫變化最迅速、最廣泛、最活躍的歷史階段，這與國家的統一和強盛、生產力的發展與提高、人口數量的增加和文化的提升、外族的融冾以及對外征戰的勝利，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從青銅器上的銘文看，出現了大量簡化字、繁化字、異體字、通假字，如海昏侯墓青銅器上的“鼎”、“造”、“兩”等字，就是人們根據需要創造出來的簡化字(圖15)。特別是鏡銘上，常見反書、缺筆、簡劃、省偏旁、漏字等文字缺陷，幾乎沒有什么規范。即使是同樣的一個字，在不同的青銅器銘文上書寫也有很大不同，如“重”和“籍”兩字，差別就顯而易見(圖16)。再如，“大劉”二字在玉印上寫的與在銅環權上寫的，差別也不小(圖17)。有的專家做過統計，漢代銅器銘文中簡化的方式主要有五種：即省略筆畫或偏旁、整體簡化、截筆、借筆、草化;繁化字雖然不多，也有兩種方式，即增加表意偏旁與加飾筆或贅筆。這些簡化字、繁化字大都沒有得到傳承，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被淹沒了、淘汰了。漢代銘文上的通假字也很多，有的本字與借字并見于銘文，有的則只見借字而不見本字。其實，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沒有規范也是一種“規范”，即允許人們按照實際的需要去創造，去使用;創造多了，使用多了，再由專人去分析，去對比，約定俗成，最后才逐漸統一規范起來。這樣，文字是鮮活的而不是僵死的，完全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腳步變化著、前進著。
圖15
圖16
圖17
三、西漢時期漢字書寫的最大變化是字體走向多樣化，從而奠定了各種書體的基礎。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在戰國時期各國使用大篆體的基礎上，由李斯等人創造了小篆體，然后以國家行政的力量，頒布天下實行，成為官方文字的規范。漢承秦制，官方通行的文字仍然是小篆體，例如海昏侯墓出土的兩方玉印：“劉賀”、“大劉記印”;一方青銅印：“劉充國印”;以及青銅烙印：“海”，都是非常規范的小篆體。但從同一時期青銅器上的銘文看，這種小篆出現了明顯的變體，而變化最大的是字形由長變扁，筆畫由圓變方。“昌邑籍田銅鼎”上的銘文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實例(圖18)。人們把這種字體稱為篆隸體。
圖18
篆隸體雖然是一種過渡性的字體，但卻是漢字發展的一次重要蛻變，也是西漢時期的一次重要文字改革。這次蛻變與改革具有鮮明的特點：
一是篆隸混雜。有時是篆中有隸，有時卻是隸中有篆。多見隸書中殘留著篆書的筆畫。像銀燭定中的兩處“燭”字，都將“勹”的后一筆拖長寫成圓弧狀，完全是篆書的筆法。這說明，當一種新的字體脫胎于舊的字體時，往往會帶有舊的字體的許多基因和痕跡。漢字書寫既有遺傳性，又有變異性。遺傳久了會產生某種變異;而變異多了又會在新的遺傳中得到鞏固。
二是自下而上。篆隸體并非像當年的小篆體那樣，依靠國家的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廣開來;而是依靠它書寫簡便，易于識別的優勢獲得民間的認可，從而廣泛傳播。劉賀作為昌邑王、海昏侯，屬于西漢上層社會的精英，他的家族在青銅器物上使用篆隸體，說明當年這種字體的使用已經相當廣泛了。
三是相對混亂。篆隸體的存在期，就是從篆書到隸書的過渡期，這一時期的文字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反映在青銅器的銘文上，就是文字的訛誤現象，包括缺筆者、漏補者、漏而不補者、錯訛者、衍文者、訛混者、穿筆與連筆者。漢字書寫總體上是穩定的，這樣的混亂現象只出現在西漢時期，其他時期則很少見到。
四是延續百年。篆隸體在青銅器上大量出現，最早是漢武帝時期;到新莽時期已經完全成熟;至東漢時期便被真正的隸書取代了。這期間經歷了大約一百五十多年之久。對比百年前后青銅器上的字體，經過歷史的大浪淘沙，篆書筆法逐漸褪去，完全演變為隸書。與此同時，篆隸體在退出歷史舞臺前又催生出漢代的竹簡體、隸草體和行草體，甚至是黑體字，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馬蹄金上的“上、中、下”，就是非常典型的黑體字。漢字字體的演變進入到一個最為繁盛的時期。
四、在漢字書寫的歷史上，當一種字體被另外一種字體取代以后，并不會永遠消亡，仍然具有十分頑強的生命力。像小篆取代大篆、隸書取代篆書、楷書又取代隸書，這個過程并沒有使那些古老的篆書或隸書完全消失，而是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和面貌代代相傳。這是因為漢字書寫的歷史，就像一條源遠流長的江河，源頭與流派不斷匯集起來，延續著、滋潤著、壯大著漫長的江河水滾滾向前。而漢代出現的篆隸體，盡管是一種過渡性的字體，流行僅有百余年的時間，但這種字體畢竟處于漢字書寫的源頭位置，屬于一種早期的流派，因此，它的生命力不僅保留在漢代青銅器的銘文上，而且融入到后世的書法中。只要認真挖掘這種篆隸體中各種有價值的書寫成分，就能使二千多年前的古老字體，煥發出新的活力，成為當今漢字書法的一股源頭活水。
關鍵詞： 銘文鑒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