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北京戶籍、外來人口首次“雙降”。
日前，由北京市委黨校北京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北京人口藍皮書》(下稱“《藍皮書》”)顯示，自1949年以來北京市人口規模一直呈現上升性趨勢，而2017年北京市外來人口和戶籍人口均呈現下降，這是建國以來的首次。
具體數字為：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在2017年末為794.3萬人，與2016年年末相比減少13.2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由2016年的37.2%下降為2017年的36.6%;北京市戶籍人口2017年末為1359.2萬人，比2016年末減少3.7萬人，降幅3%。
關于控制人口規模，決策層早有論斷。201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做出批復，明確指出“北京以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為硬約束，切實減重、減負、減量發展，實施人口規模、建設規模雙控”，要求到2020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2020年以后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
外來人口為何離開：“產業離開了，人自然就走了”
住，是每一個外來人口必須面對的剛需問題。
2017年11月18日，發生在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聚福緣群租公寓的一場大火，造成了18人死亡的慘痛后果，此后北京市轄區范圍內大量群租和廉價公寓成為被嚴格清退的對象。租賃供給側的快速變化，直接將外來人口中的低收入群體推向了是走是留的選擇面前。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北京地區租賃市場的產品形態大致分為四種：高端豪華公寓、白領公寓、青年公寓、群租公寓。其中高端豪華公寓的價格上不封頂;白領公寓的價格在每月5000元以上;青年公寓專門針對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群體，價格在兩三千元。
相比前三檔次的公寓，群租公寓的租賃價格顯然要低不少。以北京市南城某處群租公寓為例，在被清退之前的月租金僅為不到一千元每人，而且群租的人口密度越大則價格越低，這對盡可能節省生活成本的低收入群體來說是很現實的選擇。
隨著群租公寓的大面積消失，失去棲身之所、月收入有限的外來人口群體面臨著兩個選擇：要么住進每月至少兩三千元租金的青年公寓，要么離開北京。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對群租公寓和違章建筑的清理可以被視為外來人口離開北京的原因之一，但背后更大的原因是北京市近年來對產業結構、產業空間分布和人才結構的調整。
“北京外來人口數量的下降主要歸功于對批發市場等人口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和清退，人口是隨著產業走的，當在北京已經沒有適合從事的產業時，相關人口會自動地離開這一地區。”李國平認為，與產業轉移的巨大作用相比，群租房和違章建筑的清退顯得不那么重要，“當批發市場不在這里了，與其相關的就業崗位也不在這里了，不具備其他生存技能的人只能選擇離開。”李國平說。
戶籍人口為何下降？
《藍皮書》認為，北京市戶籍人口的減少與兩個直接原因有關：人口老齡化以及“進京指標”的繼續收緊。
《藍皮書》引用北京城市人口年鑒的數據稱，2010年北京市65歲及以上人口有170.9萬人，占總人口比例8.7%，到2017年這一數字已增長至237.6萬人，占總數的10.5%;與此同時，15至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卻在逐年下降，從2010年占總人口比例的82.7%，降至2017年只有78.6%。
通俗的解釋便是，北京市人口的老齡化趨勢已經愈加明顯：2010年時每100名勞動人口只需要撫養21名老人和兒童，2017年每100名勞動人口則需撫養27名老人和兒童。與之相比，北京延續了一直以來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自1991北京市人口自然出生率降至10‰以下，之后各年均未超過這一比例。1998年到2006年為生育率最低的時段，基本維持在5‰至6‰之間。
隨著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出生率出現明顯增長，2015年達到近8‰，2017年則上漲至9.06‰，但未超過10‰的自然出生率依然屬于超低生育率，在死亡率呈基本穩定之勢(1998—2017年一直穩定在5‰左右)的背景下，北京市戶籍人口下降已不可避免。
“新北京人”是另一個補充戶籍人口的重要渠道，但是這一群體的總量依然受到嚴格控制。據李國平分析，北京市人事局每年設定30萬至50萬的“進京指標”，這些“新北京人”也可以很好地填補出生率低而死亡率基本穩定造成的戶籍人口下降，但很顯然這一指標并沒有放開而是持續收緊。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從北京市某人力資源服務企業獲悉，該公司每年都會從北京市人事局獲得一定數額的“進京指標”，主要用于應屆畢業生的落戶問題，但近年來指標數量一直在減少，“不清楚2018年一年北京市的指標總數是多少，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數字每年都在降低。”該企業負責人如是說。
人口持續負增長并非好事
與嚴格控制人口總數的上海和北京兩地相比，準一線和二線城市的“搶人大戰”似乎也為上述兩城的人口控制做了“貢獻”。
武漢于2017年提出留下百萬畢業生的口號，即只要是在武漢本地畢業的本科生就可以獲得武漢市戶籍;天津也在同一年出臺了本科畢業即可落戶天津的政策。此外，西安、成都、長沙等城市紛紛出臺吸引人才的政策，似乎為那些難以留在北上廣的人才提供了新的去處。
“二線城市的‘搶人大戰’不可能不對一線城市的人口產生影響，至少給了追求性價比的年輕人多了一些選擇。”在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看來，當不再有適合從事的產業，生活成本又居高不下時，北京在一些年輕人看來已經不具備性價比上的優勢。
但這又引發了另外一個層面的隱憂，即控制人口總量、優化人口結構、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三者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李國平認為，人口控制也不可“矯枉過正”，北京若想在重點布局的高新技術產業有所成就，并完全實現“四個中心”的定位，每年輕微的人口增長以及高素質人才的引進是不可或缺的，若人口負增長的情況再延續數年，對北京而言并不是好消息。
“城市的活力要靠人口來帶動，人口持續下降意味著城市活力的喪失，地位也有可能被替代。目前距離中央要求的2300萬的人口紅線還有一百余萬的空間，這部分人口如何引進，該怎樣合理布局，是下一個階段應該重點考慮的。”李國平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