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農商銀行這個群體的發展狀況受到了業界關注。幾家農商銀行的財務數據被公布，讓市場上出現了“農商銀行資產質量迅速惡化”、“農商銀行不良潮來襲”等聲音。
機構風險暴露的個例值得關注和警惕，但這并不代表整個農商銀行群體。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農商銀行總數達1351家，約占農村合作金融法人機構總數的60%。以省為單位看，多個省份的農商銀行不僅自身經營業績良好，更是在農村基礎金融服務、農村金融環境建設等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這種作用不僅受到了各級政府的肯定，也受到了行業內的認可。在英國《銀行家》雜志2018年全球銀行1000強榜單中，有135家中資銀行上榜，其中農商銀行就有33家。當前，農商銀行的經營發展日趨成熟，風控手段不斷豐富，資產質量得到有效控制和優化。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農商銀行對服務領域和對象的精耕細作。
但同時，對于農村金融這樣的薄弱領域而言，農商銀行面對的風險亦需高度警惕。如何讓農商銀行這個有著重要作用的群體進一步穩健發展，如何讓風險管理能力與服務實體經濟的效果同步提升，是監管部門、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都需要繼續研究的課題。
下調的評級
市場對于農商銀行資產質量的關注，源于一份評級機構的報告。
6月29日，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將貴陽農商銀行的主體信用等級從AA-下調為A+，評級展望為穩定;將2015年7億元、2016年5億元二級資本債券的信用等級由A+下調為A。
在報告中，中誠信國際對下調評級的原因作出這樣的解釋：截至2017年末，該行不良貸款余額較年初大幅增長64.69億元至78.43億元，不良率較年初大幅提升15.41個百分點至19.54%。
貸款的風險是多方面的。中誠信分析，由于該行前期合作的擔保公司出現問題，擔保貸款風險突出，存在聯保貸款無“抓手”、關聯及系列貸款涉及范圍廣和金額大等問題，且不良資產主要集中在批發零售業、制造業和房地產業等行業中，受宏觀經濟影響較大，貸款清收難度依然較大。
事實上，這并不是今年第一個評級被下調的農商銀行。
1月，山東五蓮農商銀行的評級展望被中誠信國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
2月，吉林蛟河農商銀行的主體長期信用等級被新世紀評級由A+下調為A，并將其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將“17蛟河農商二級01”、“17蛟河農商二級02”的債項信用等級由A下調為A-。
5月，山東廣饒農商銀行主體信用等級被東方金誠由AA下調至A+，評級展望為負面，且該行發行的2017年第一期二級資本債券信用等級也下調為A。
7月，鄒平農商銀行主體信用評級被東方金誠下調至A+，評級展望為負面，2017年二級資本債券信用等級被下調至A。
此外，山東壽光農商銀行和河南修武農商銀行也被曝不良率上升。
據媒體統計，今年共有6家銀行的評級被下調，其中5家是農商銀行。梳理這些銀行評級下調的公告，記者發現，評級機構給出的理由大同小異：資產質量下滑、資本充足率降低、不良率上升、利潤率下降，等等。
以貴陽農商銀行為例，中誠信國際在報告中表示，評級反映了該行面臨的諸多挑戰：“包括業務運營較易受到當地經濟金融環境變動的影響、不良大幅攀升、盈利及資本指標大幅下滑、資金業務快速增長對流動性及信用風險管控帶來較大壓力、產品及業務品種較為單一以及風險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
不過，中誠信國際也對該行不良率上升給出了原因，報告中指出，年末不良貸款的激增是因為該行在2017年末將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貸款計算，這一舉動是貫徹監管部門降低不良貸款偏離度的要求。
值得慶幸的是，在今年3月末，貴陽農商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較年初下降19.46億元至58.97億元，不良率較年初下降5.68個百分點至13.86%。其中逾期90天以上貸款78.04億元，在總貸款中占比18.33%。資產質量有所好轉。
無需過度擔憂
盡管有5家農商銀行的評級被下調，但必須看到的是，這只是個別現象。
中信證券研究部近日發布的一份名為《農商銀行面面觀》的研究報告指出，農商銀行不良率的上升并非全行業情況，僅部分地區面臨風險壓力。這份研報統計了65家有發行同業存單且已披露2017年財報的農商銀行，得出結論：盡管不良率總體有所上升，但出現“暴漲”的僅僅是個別銀行。
研報認為，這65家農商銀行中的31家不良率出現上升，34家有所下降。其中，有3家農商銀行不良率升幅超過3%，即修武農商銀行、貴陽農商銀行和鄒平農商銀行。
此外，農商銀行風險暴露的區域特征明顯，集中在環渤海、東北和中西部地區，而非全面性的爆發。22個省市中，平均不良率前五為貴州、河南、遼寧、山東和吉林，相比之下北京、重慶、四川、上海和廣東的平均不良率均在1.5%以下，遠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對于部分農商銀行不良率上升，中信證券研究部表示，這一方面是部分銀行自身管理的問題，導致存量風險積累;另一方面則源自今年以來監管強化資產質量真實性，引導銀行積極暴露風險。
這份研報還指出，預計部分地區農商銀行風險將適度上升，但農商銀行整體規模小，因此引發系統性風險的概率較小。部分農商銀行前期由于經營不善導致的資產問題并未及時準確反映，當前政策引導下風險集中暴露，部分地區不良率不排除上升可能，但不具備全行業的代表性。
這也與不少農商銀行從業人員的觀點不謀而合。“市場都關注這個事情，就比較敏感，但其實風險主要是存量，正在慢慢消化中。”一位從業人員這樣告訴記者。
如果說這份研報還不能打消市場對農商銀行的疑慮，近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發布的2018年全球銀行1000強榜單則又是對農商銀行經營質量的正面認可。今年，共有135家中資銀行上榜，其中有33家農商銀行，占據榜單的四分之一。
該榜單每年根據一級資本總額、盈利能力等指標綜合排列計算，評選出全球銀行1000強，目前已經成為國際上比較權威的全球銀行業排名之一，也是了解全球銀行業現狀與發展趨勢的一個重要窗口。
梳理榜單，《農村金融時報》記者發現，今年排名第一的農商銀行是重慶農商銀行，該行今年排名150，較去年上升16名，在所有中資銀行中排名21。事實上，在7月25日，中誠信國際剛剛發布對該行的評級報告，維持該行主體信用等級為AAA，評級展望為穩定;維持“14重慶農商二級”、“16重慶農商二級”的信用等級為AA+;維持“18重慶農商債01”的信用等級為AAA。
根據該行年報，截至2017年末，該行集團總資產突破達9058億元，增速12.8%。存款余額5722億元，增速10.4%。貸款余額3383億元，增速12.6%。不良率0.98%，撥備覆蓋率431.2%，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10.39%，
此外，上海農商銀行、廣州農商銀行、北京農商銀行和成都農商銀行分列農商銀行排名的第2至4名。
和去年榜單進行比較，《農村金融時報》記者發現，今年大部分農商銀行的排名都有所上升，其中江南農商銀行排名上升108位，在所有中資銀行中屬上升幅度突出。該行一級資本充足率增幅超50%，表現搶眼。聯合資信于7月18日發布對該行的信用等級公告，維持該行主體長期信用等級為AAA，2014年二級資本債券和2015年二級資本債券信用等級為AA+，評級展望為穩定。
從地域來看，江蘇省有8家農商銀行上榜，位居全國首位。此外，A股和H股上市的8家農商銀行均在榜單中，日前過會的紫金農商銀行也在列。
服務小微的平衡
有接近監管層的人士向記者指出，近期的農商銀行資產質量引發關注確實只是個例，事實上，更多的現狀表明農商銀行的資產質量總體向好，并且這個群體在服務小微、三農等薄弱領域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江蘇，2017年末，全省農村商業銀行各項貸款余額12955.5億元，比年初增加1267.6億元，增幅達10.9%，各項貸款總量、增量均居全省銀行業第一。
在福建，農信系統1900多個網點實現鄉鎮全覆蓋，1.5萬余個便民服務點基本實現行政村全覆蓋，率先打通農村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2017年末，福建農信涉農貸款余額2543億元，占各項貸款的73.6%，比福建省銀行業平均水平高出40個百分點以上;農戶貸款超100萬戶，余額1952億元，金額占福建省銀行業的50%以上。
在湖北，到2017年末，全省農商銀行農戶貸款1190億元，占全省銀行機構的70%以上;小微企業貸款余額2512億元，占全省銀行業的30%以上。同時，全省農商銀行建立扶貧金融服務檔案105萬戶，發放扶貧貸款124億元。其中，直接向19萬建檔立卡貧困戶發放扶貧小額貸款82億元，比年初增加69.77億元，凈增額占全省金融機構指導任務的69%。
查閱多個省份農信2017年全年數據，不難發現，在大多數省份，農信機構都是當地支農支小、扶貧攻堅的絕對主力，承擔了農村便民金融服務、農村誠信體系建設、農村金融知識普及宣傳等重要的職責。
但也正因為業務領域的特殊性，相較其他金融機構，農信機構面對的客戶相對風險較大，因此歷史上積累了一些風險存量。當下披露的部分機構的一些情況，事實上是農信機構和監管部門正在共同努力在做好支農支小服務的同時，將風險平穩釋放。
監管部門提出的將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貸款就是其中一項舉措。河北某市銀監局主管農信的負責人向記者證實：“現在的政策是只要逾期90天就得還款，不還款就立刻納入不良。”她透露，當地的農信機構已經完成了此項工作，不良率并沒有大幅提升。
“這個政策讓我想起了原先的‘一逾兩呆’，按照貸款期限進行分類，我是非常贊成的。”這位負責人表示，“有的銀行甚至用十二級分類，特別精細，把企業的還款意愿也納入分類考量中。但是，你能確定企業的還款意愿嗎?誰還會明白告訴銀行不還錢呢?這個分類標準很難把握。”
記者曾就支農支小的問題采訪過某國有大行浙江某縣支行的相關負責人，對方的態度十分坦白：“我們原來不做這些的。現在總行成立了事業部，我們才逐漸重視這塊，但是依舊處在起步階段。”
那么，在此之前，當地的“三農”和小微主要是誰來服務呢?“銀行里主要是農信機構在做，我們沒有網點和人手做‘三農’，小微也不做，風險太高。”可以看出，在支持“三農”和小微方面，農信機構是主要力量，卻也因此承擔了較高的信用風險。
正是為了平衡風險與金融支持的效果，在加強監管的同時，監管部門也幾番出臺利好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加大支農支小力度。監管政策的“緊”與“松”并行，為“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提供了結構化調整的可能性。
除了MPA對于支農支小業務的傾斜以及年內已經宣布的三次定向降準外，原銀監會在3月下發了《關于做好2018年三農和扶貧金融服務工作的通知》，對普惠型農戶貸款和扶貧貸款均提出“兩個不低于”的要求。更提出涉農貸款、精準扶貧貸款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項貸款不良率年度目標2個百分點(含)以內的，可不作為銀行內部考核評價的扣分因素，并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制定和完善涉農、扶貧金融服務盡職免責制度。
6月，央行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要求下調支小再貸款利率0.5個百分點，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共1500億元，將商業銀行單戶授信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圍，將小微企業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基礎資產由單戶授信100萬元及以下放寬至500萬元以下。
分析人士認為，這些政策將不斷降低農信機構的資金成本和考核壓力，從而幫助農信機構優化風險管理，引導金融資源流向“三農”和小微企業。
支農支小前景廣闊
作為農信機構的重要業務，支農支小帶來了一定風險，但同樣創造了一片藍海。
日前，“2018國際貨幣論壇?金融科技分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金融壹賬通和中小銀行互聯網金融(深圳)聯盟聯合發布金融科技白皮書《中小企業金融服務變革與金融科技前沿研究》。白皮書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末，國內小微企業貸款余額30.74萬億元，僅占銀行貸款總余額的24.67%。
白皮書指出，我國33%的中型企業、38.8%的小型企業和40.7%的微型企業的融資需求得不到滿足，與之相對的，是中國中小微企業正規部門接近1.9萬億美元的融資缺口，融資缺口率達43%，占GDP比重17%。中國受融資約束的中小微企業總數達2300多萬，微型和中小企業中受融資約束的比例分別為41%和42%。可以看出，我國的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長期以來受到壓抑。而農信機構，正是緩解這類融資需求的重要途徑。
在最新的對貴陽農商銀行的信用等級跟蹤評級報告中，中誠信國際雖然詳述了該行存在的種種風險，也將小微金融列為它的信用優勢：“為中小微企業、‘三農’和市民服務的市場定位較為明確，戰略規劃清晰;決策鏈條短、經營機制靈活，在服務‘三農’及小微客戶方面具有一定優勢。”
一面是“三農”、小微的巨大市場，一面是此類業務的潛在風險，如何在穩健經營的同時滿足此類主體的融資需求，是長期以來擺在農信機構面前的難題。江蘇常熟農商銀行在這方面的探索很具有代表性。
常熟農商銀行是農商銀行中比較早引入德國信貸工廠模式并加以本地化創新的。該行副行長周斌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我們的風控其實是靠客戶經理一步一步走出來的。”通過客戶經理的實地走訪和“雙錄”以及相關數據的交叉驗證，該行可以迅速確定客戶的貸款資質，這也是國內比較常見的一套小微貸款業務模式。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該行不良率為1.08%，較年初下降0.06個百分點。可以看出，該行的風控體系為控制資產質量立下不小功勞。
在嚴格風險管理機制體系的基礎上，引入金融科技也是現在農商銀行風控的主要手段。浙江農信通過實施“豐收信用工程”，完善了省市縣三級信用體系，并打通行業和產業信息資源，充實了金融信用信息數據庫，提高了農信社行業數據挖掘和數據資產利用率。這給浙江農信發展無抵押、無擔保的小額信用貸款打下了堅實的風控基礎。
浙江農信也因此實現了不良貸款率的“雙降”，金融穩定責任進一步壓實。2017年末，浙江農信不良貸款率為1.61%，比年初下降0.37個百分點，實現“雙降”。撥貸比5.86%，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364%，抵御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
有業內人士指出，盡管支農支小是商業銀行的重要業務，但更多地帶有社會公益責任屬性，商業銀行出于利潤和風控考量，對此類業務熱情有限。因此，要提高“三農”和小微經營主體的金融可得性，單純依靠農商銀行的力量，還遠遠不夠。
針對于此，有專家呼吁，監管應加強相關政策的落實情況，將國家支持農信機構、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政策落到實處。另外，需要引導市場改變對于此類業務的衡量標準，不單純以利潤率、不良率等經營性指標進行衡量，也應考慮其風險情況、社會效益等。
此外，地方政府也應采取舉措，為農信機構服務“三農”、小微“開正門”。如加速推動農村土地、農房等產權的確權、評估和流轉工作，為農信機構推行“三權”抵押貸款奠定基礎;通過減稅降費、推進“放管服”改革等方式，改善營商環境，減輕小微企業的負擔，幫助小微企業做大做強，才能真正達到風險管理的最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