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于一則高管變動消息，向來“低調”的國開證券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據了解，國開證券即將迎來新任董事長，原國家開發銀行總行巡視辦主任孫孝坤擬接任國開證券董事長兼總裁。截至《中國經營報》記者發稿，該人事變動還未正式公告。此前，孫孝坤以黨委副書記、監事長的身份曾在國開證券任職過兩年。

作為銀行系券商，國開證券背靠國開行，股東實力雄厚，但其近年來的發展并未“顯山露水”，反而在2019年度出現了虧損，這也是該公司近10年來首次出現虧損。此外，國開證券于2017年底聘請了上市輔導機構，但在出現虧損的情況下，國開證券已滿足不了主板IPO的基礎條件——“連續3年盈利”。

上市計劃或受阻

雖然國開證券還未正式官宣新任董事長，但據《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這一人事變動已在進行中。有媒體報道稱，2017年8月～2019年9月，孫孝坤任國開證券黨委副書記、監事長。另據公開資料，1994 年3 月～2016年6月，孫孝坤就職于國家開發銀行，曾擔任過人事局副局長、黨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務。2016 年6月～2017年5月，孫孝坤就職于中非發展基金有限公司，任黨委副書記、監事長。

有市場人士猜測，由于年齡的原因，國開證券原董事長、總裁將分別退居二線。較早之前，還有市場傳聞稱，國開證券有意引入外部市場人士，但最終并未如愿。

截至2019年末，國開證券總資產達到374.86億元，在行業中處于中上游水平。具體業務方面，得益于股東資源、業務基礎，國開證券在資管、債券承銷等業務方面具有優勢，但經紀業務偏弱。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以下簡稱“中證協”)數據，2019年度，國開證券投行業務收入在96家券商中排名第44位;承銷與保薦業務收入排名第34位，其中，債券主承銷傭金收入高于股票主承銷傭金收入，前者行業排名為第21名;資產管理業務收入排名第42名;但該公司經紀業務收入在95家可比券商中排名第88位。

2017年，國開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整體改制變更為國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增至95億元。彼時，國開證券對外透露了準備上市的想法。

根據中信證券2018年2月發布的公告，中信證券與國開證券于2017年11月13日簽署了輔導協議，受聘擔任其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輔導機構。2018年1月12日，中信證券向北京證監局報送了第一期輔導工作報告，并于2018年3月12日、5月11日先后報送了第二期、第三期輔導工作報告。

但就目前來看，主板上市仍然要滿足連續3年盈利的要求，而國開證券2019年度的虧損或為其上市之路增添不確定性。

根據中證協數據，2019年度，國開證券實現營業收入15.91億元，在98家可比公司中，排名第53位;但其2019年的凈利潤為-4.61億元，在全行業排名倒數第二。2020年上半年，國開證券扭虧為盈，實現營業收入8.73億元，同比增長44.06%;凈利潤3億元，同比增長118.98%。

不過，一位市場人士分析，注冊制之下，未來對擬上市公司的盈利要求不會那么嚴格。就證券金融行業而言，只要有政策支持，其上市相對來說會變得更加容易一些。另外，通過行業之間的收購兼并、整合，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實現曲線上市的一種重要方式。在他看來，券商之間的兼并收購浪潮應該才剛剛開始。

就董事長何時到崗、股權質押風險以及公司未來發展等相關問題，記者給國開證券發送采訪函，但截至記者發稿，尚未收到回復。

股權質押計提減值

值得注意的是，國開證券2019年度的虧損主要是受累于信用業務帶來的計提減值。根據國開證券2019年報，該公司當年合并口徑凈利潤減少主要原因為2019年部分股票質押業務風險進一步暴露，相應增提減值準備。“對于部分風險暴露的股票質押項目，公司已充分計提減值準備，目前正在積極化解。” 其年報透露。

截至報告(2019年報)期末，國開證券信用交易業務余額51.61億元，其中股票質押業務余額45.78億元，融資融券業務余額5.83億元。

近兩年來，國開證券涉及的股票質押、股票回購合同糾紛有所增加。記者查詢天眼查工商資料了解到，自2019年以來，國開證券先后將海潤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潤公司”，已退市)、西藏寧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廣東鵬尊能源開發有限公司等告上法庭。

股票質押業務風險暴露后，券商通常會以訴訟手段追討欠款，但過程并不容易，尤其是踩雷退市股。以國開證券與海潤公司股東之間的糾紛為例，截至2017年1月，海潤公司股東楊懷進共計質押其持有的退市海潤公司的股票2億股，初始交易金額為人民幣2.486億元，該融資由退市海潤公司實際使用并作出書面共同還款的承諾。后因楊懷進違約，2017年8月31日，國開證券向北京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根據國開證券公告，2018年7月20日，北京高院作出一審判決，全部支持國開證券訴訟請求：楊懷進償還融資本金及利息、違約金;海潤公司承擔共同還款責任;奧特斯維能源(太倉)有限公司承擔連帶擔保責任等。2018年12月11日，國開證券向北京高院申請強制執行判決。

這一過程中，為了追討欠款，國開證券還曾于2018年5月將退市海潤公司相應債權轉讓給第三方公司，繼而引發另一起訴訟。根據公告，2018年5月10日，國開證券與華君醫藥簽署《債權轉讓合同》，約定公司將對楊懷進、海潤公司和奧特斯維的債權及所有從權利轉讓給華君醫藥。但后續由于華君醫藥拒不履行付款義務， 2018年11月29日，國開證券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華君醫藥履行付款義務并承擔違約責任，并申請訴訟保全。

從全行業來看，信用業務風險暴露給券商帶來業績壓力的情況并不少見。2018年，上市公司頻頻爆出債券違約、大股東股票質押風險，為其提供融資的券商紛紛“中招”，股票質押糾紛明顯增多。Choice數據顯示，2020上半年，由券商作為原告、上市公司公開披露(包括進展)的股票質押式回購交易糾紛公告共50起，已披露涉及訴訟金額逾100億元。

這一過程中，股票質押式回購業務一系列的新規和配套監管措施持續落地，股票質押業務的風險及風控邏輯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全市場股票質押業務規模也在持續壓縮。

有券商人士曾向記者指出，目前股票質押業務最大的風險即融資人到期不能履約償還負債的信用風險。簡而言之，融資方履約能力不足或惡意不履約的行為均會帶來風險。同時，質押擔保品因市場風險帶來的價值波動，導致擔保品不足值，處置所得資金無法覆蓋本金則為另一種風險。這無疑對券商盡職調查以及持續風控管理提出較高要求。(記者 易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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