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時節，冰開得暖光，北京梅地亞中心附近的早櫻已陸續盛開。3月10日上午10點，身著銀灰色的西裝、淡紫色的領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亮相北京梅地亞中心，他溫文爾雅地微笑著向記者招手，開始了他當選央行行長后第一次全國兩會記者會。

與易綱一同出席的，還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副行長范一飛。

“過去一年，我們面臨了多年來少有的嚴峻復雜形勢，外部有美聯儲持續加息和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國內有經濟周期結構性問題疊加，還有強化監管、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等‘幾碰頭’，導致社會信用收縮，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比較突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記者會開場，易綱沒有回避過去一年央行面臨的挑戰，同時回顧了人民銀行及時預調、主動作為的五大工作。他表示，央行不斷在兩難甚至多難的局面中尋求平衡。

這場持續了約90分鐘的記者會，座無虛席。2019年貨幣政策是否會偏向寬松?隨著金融改革開放的擴大，未來央行將如何管理外匯市場的波動?在貿易磋商中，中國是否就匯率問題作出讓步?針對上述問題，央行行長、副行長一一作出了回應。

穩健的貨幣政策內涵沒有變

記者了解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與此前“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的表述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

在面對上述變化是否意味著貨幣政策將偏向寬松的疑問時，易綱表示，穩健的貨幣政策是一個非常內容豐富的政策取向。“我們現在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沒有提中性，是更簡潔。實際上，穩健貨幣政策的內涵還沒有變。”

易綱稱，穩健的貨幣政策體現在逆周期的調節。同時，貨幣政策在總量上要松緊適度。今年的松緊適度，就是要把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速大體上與名義GDP的增速保持一致，這就是一個松緊適度的概念。另外，在結構上要更加優化，進一步加強對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記者會召開前一個小時，央行剛剛發布了2月信貸數據。數據顯示，2019年2月末，M2余額186.74萬億元，同比增長8%;新增人民幣信貸8858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增量7030億元，存量205.68萬億元，同比增長10.1%。

對此，易綱回應稱，在考慮貨幣政策時，一定要把貨幣信貸的數據拉長來看，要看許多數的加權平均，可以比較全面地來判斷穩健的貨幣政策內涵。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對記者表示，在穩健貨幣政策下，M2、社融、新增信貸不同的月份是有波動的，觀測指標要考慮到季節性因素。

溫彬稱，從前兩月來看，社融、新增貸款總體較為平穩。同時，社融也開始回升，這符合與名義GDP增速相匹配的要求。金融保持著對實體經濟很強的支持力度。

易綱還表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兼顧內外平衡，中國的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了世界經濟，所以考慮貨幣政策的時候，要以國內的經濟形勢為主來考慮，但同時要兼顧國際及中國在全球經濟關系中的地位和中國外向型經濟。

匯率由市場決定

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此次記者會中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中美經貿磋商是否就人民幣匯率達成初步共識?保持匯率穩定是否會影響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在貿易磋商中，中國是否就匯率問題作出讓步?與會記者提出了上述疑問。

易綱坦言，中美在剛剛結束的第七輪貿易磋商談判過程中確實就匯率問題進行了討論，而且“雙方在許多關鍵和重要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易綱表示，中美雙方討論了包括如何尊重對方貨幣當局在決定貨幣政策上的自主權、都應堅持市場決定的匯率制度原則、雙方都應遵守歷次G20峰會的承諾(包括不搞競爭性貶值、不將匯率用于競爭性目的)、雙方都應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透明度標準來承諾披露數據等重要問題。

2019年3月6日，中國外匯管理局首席經濟學家繆延亮在報業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上發表文章稱，一年來，中國人民銀行改善了與市場的溝通，提高了透明度，并朝著靈活匯率的方向邁進。盡管中國央行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迄今為止的進展對中國和國際政策制定者都是好消息。

通過近年來匯率市場機制的不斷形成和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已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中央銀行已經基本上退出了對匯率市場的日常干預。匯率市場的波動和一定程度上的彈性，對整個經濟是有好處的。彈性的匯率對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調節起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但同時，匯率穩定不代表匯率盯死了不動，匯率必須要有彈性。”易綱表示，會堅持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形成機制。

2018年以來，匯率市場的彈性日益顯著，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先升后貶再升的過程。目前人民幣匯率已再次上升到6.70左右。

中信證券研究部總監、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師明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穩匯率與匯率市場機制改革是相輔相成的。長期來看，匯率肯定要以市場為準，通過市場供需自發形成一個均衡機制，有彈性的識別匯率，匯率才能穩得住。相反，如果不是市場機制、匯率波動較大，反而會積累風險。

他分析稱，影響匯率的因素有兩個方面：一是供需問題，包括國際收支問題;二是外圍市場走勢，例如匯率美元指數、美聯儲加息進度等。

進一步降準、降息可期

2018年以來，央行共5次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降準)，總計3.5個百分點。易綱稱，這保證了流動性合理充裕，實現了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合理增長。

關于存款準備金率是否會再次下調的問題，易綱強調，一定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還是必要的。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降準還有一定的空間，但空間相比起前幾年較小。

易綱稱，現在的存款準備金率將來會逐步向三檔比較清晰的框架來完成目標，使得存款準備金率有個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即大型銀行為一檔、中型銀行為第二檔、小型銀行特別是縣域的農村信用社、農商行為最低的一檔。

易綱表示，從國際比較而言，我國存款準備金率(總準備金率為12%左右)跟發達國家總準備金率差不多，且遠低于日本。

“現在發達國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比較低，但超額存款準備金率比較高。比如，美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加上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一共有12%的水平，歐洲也是12%，日本更高，有20%多，這是他們總準備金率的水平。”易綱稱。

對此，明明分析稱，“從國際比較角度來看，與過去幾年相比，中國降準空間的確不大”。但他也表示，貨幣供給、降準只是一部分，更多的要靠MLF(中期借貸便利)、TMLF(定向中期借貸便利)等工具進行供給調節。所以，降準未來可能會在頻率、幅度上略有減少，但并不是說貨幣政策轉向，“會更多地靠其他工具進行供給”。

而對于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的“要降低實際利率水平”，市場“降息猜想”也成為另一焦點問題。

“央行會努力以改革促進實際利率降低。”易綱回應稱，降低實際利率水平的問題，主要指的是小微及民企實際感受的融資成本較高，其貸款利率包括無風險利率和風險溢價，解決貸款利率偏高的問題主要是解決風險溢價較高的問題。

易綱稱，貸款不良率較高會表現在風險溢價上，解決問題主要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利率市場化改革，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完善破產制度、提高法律執行效率、降低費率等措施，都可以降低實際交易成本，使得風險溢價降低。

明明表示，降低實際利率包括名義利率和通脹兩個方面。一方面，降低中小企業名義利率主要通過降低風險溢價;另一方面，如果通脹下降，比如PPI出現明顯下降，代表內需不足，則應該降低政策利率。

“我們預計，今年第二季度會降息。”明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