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遷子女教育公平問題關乎國家政治經濟建設與國家未來人才紅利
內容提要：隨遷子女這一名詞是伴隨著城鎮化進程而誕生的，是指隨著父母從低收入城市或
鄉村移動到高收入城市發展的學齡兒童。他們在流入城市的入學、升學難題已經
成為社會重點關注熱點，義務教育階段的公辦學位、中考是否可以考入公辦高中、
高考是否可以在流入城市參考等都是隨遷子女和他們父母一關一關要渡過的溝壑，
每一關可能都要面對高收費、買房辦戶口、回遷成留守兒童。在我國生育政策變
為鼓勵生三胎的今天，在我們生育率保持低位的今天，更應該重視我們未來強大
祖國的建設者，只有他們身心健康茁壯成長，盡可能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我們
才有可能發展高科技，才有可能實現強軍、強國夢，實現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
關 鍵 詞：隨遷子女 城鎮化進程 城市新移民 留守兒童 教育公平
隨遷子女的入學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健全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參加中高考政策,完善特大城市和隨遷子女特別集中地區的隨遷子女就學政策……”，2021年3月31日，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也表示“各地普遍建立了以居住證為主要依據的入學政策，絕大多數省份隨遷子女與當地戶籍子女享有同等的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政策。下一步要重點推進特大城市和人口流入重點地區進一步完善入學政策，切實做到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能夠應入盡入。妥善解決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的入學問題是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體現。”
一、人口出生率低位與教育公平化內在聯系
吳賈（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和張俊森（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的《隨遷子女入學限制、兒童留守與城市勞動力供給》一文中指出“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勞動者選擇帶子女一起流動，成為“城市新移民”群體，但許多移民并不能滿足子女進入公立學校讀書的條件，子女不能在城市接受與當地居民同樣的教育，是農村移民被不平等對待的重要體現。”
根據最新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 有專家表示，在今后的若干年內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生活方式和婚育觀念轉變，我國人口出生率可能會在較長時間內維持低位。面對新時期人口發展形勢和人口變化趨勢，“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為重點完善人口服務體系，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馮文猛說，從長期來看，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要著重做好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提升國民教育水平和全民健康水平，不斷提高人口素質，挖掘人才紅利”。
據賈昊、張俊森對全國所有城市有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入學的政策文件不完全統計，按照文件中規定的隨遷子女入學時需要提供的資料進行劃分，按照入學難度可以分為6個等級。第1等級的政策文件中明確表明外來務工子女上學享受與當地常駐戶籍人口子女同等的待遇；其次是第2等級，該等級城市發布的政策文件中提到移民父母需要提供“三證”，即父母的戶口簿、暫住證和外來務工證明。再往上為第3等級，在“三證”的基礎上要求移民提供居住證，相當于“四證”。接下來是第4、5等級，該等級的城市要求移民除提供“四證”外，還對“四證”中各證件的時間進行了規定(比如廣州市要求有五年的廣東省居住證證明)，或者需要提供額外的證明(比如北京市要求出具在原住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第6等級為積分入學制度，即移民根據自己滿足的各項指標進行得分匯總，分數達到一定要求后子女才可在當地入學。
當新移民流入的城市恰好是子女將來入學限制較為嚴格的城市，他們將傾向于推遲生育或選擇不生育，從而節省城市生活的成本或不想讓自己將來的子女異于本地兒童，不能接受國辦的義務教育或作為“小移民”而遭受本地學生的排斥。
二、隨遷子女入學難易程度影響父母移民返鄉意愿
1.流動人口呈現“舉家搬遷”新態勢
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隨著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就業的吸附能力進一步增強，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呈現“舉家搬遷”和“定居流動”特點，以及“大城市向一線城市移動”、“小城市向大城市移動”、“農村向城市移動”的單邊流動趨勢。
以全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廣東為例，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廣東的跨省流動人口（離開戶籍登記地半年以上的外省人口）占全國總量24.79%，遠高于浙江（12.07%）、江蘇（8.95%）、山東（2.28%）等省。截至2018年末，全省常住人口11346萬，戶籍人口9502.12萬，跨省流動人口凈流入總量為1843.88萬，其中非農業戶口人數占70%，農業戶口人數占30%，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優于全國同期水平。另據報道，2017年廣東省總流動人口（含省內流動、半年以下跨省流動）約4048萬，其中省內流動人口1105萬，省外流動人口2943萬。2018年全省凈流入人口84.24萬人，凈流入量近年總體仍呈上升趨勢。從城市化水平看，2020年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率超過85%，為全國最高。
隨著外來流入人口的“舉家流動”和“定居城市”，流守兒童的隨遷化日趨明顯。截至2020年末，廣東省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為1462.58萬，其中流動人口隨遷子女達460多萬，約占全省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總樓的32%。預計到2030年還將增加150-200萬。
2.大城市隨遷子女入學難問題亟待解決
流動人口的增加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和人才資源，他們參與到城市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在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和第三產業等經濟領域的發展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為城市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而影響他們在城市中是否安心生活與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適齡子女的入學問題。
城市的入學難問題關系著社會的穩定和未來的發展。盡管我國義務教育普及率已接近100%，但由于義務教育經費支出由地方政府承擔，為避免增加自身的財政負擔，多數城市施行了針對本市戶籍兒童優先入學的教育政策。中央政府多次強調流入地政府需要擔負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但許多城市在允許隨遷子女進入當地公立學校讀書時都附加條件。這些城市或者要求移民提供多種證明材料(比如工作證明、社保證明、接種證明和居住證等)，或者要求移民繳納高昂的借讀費。無奈之下，部分流入家庭選擇讓子女進入農民工學校讀書，但經過一段時間發現，農民工學校的教育質量與城市公立學校，甚至與農村有學校相比，要有很大差距。導致部分流入家庭或者舉家回遷，或者把子女送回家鄉，孩子又成為了留守兒童。
城市義務教育學位經過國家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努力，隨遷子女的入學問題將會逐漸得到改善。但是初升高和高考的問題還是猶為突出。例如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數量達到1756萬，而戶籍人口數量僅僅584萬，這就導致教育資源不能完全公平：2020年初中中考人數8.68萬，深圳戶籍考生和非深圳戶籍考生幾乎各占50%。公辦高中只占一半，其余一半只能就讀民辦校或中職、高技。從而讓很多非深戶籍隨遷子女不得不回遷家鄉，參加中考和高考。而大部分回遷的學生因為各地教材與教學大綱的不盡相同，所以有些回遷學生還要復讀一年才可以跟上進度，這樣既浪費人力，又浪費物力，還給回遷學生造成很大心理負擔。
3.留守兒童的社會現象不利于我國的經濟建設
2021年3月份，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聯合開展了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深入調查。截止6月份，我國16歲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人數為902萬。其中,由祖父母監護的805萬人占89.3%；由親友監護的30萬人占3.3%；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31萬人占3.4%。36萬農村留守兒童無人監護；占4%。
留守兒童得到社會高度重視和關注，在目前我國人口出生率低位的態勢下，兒童人力資本的得失更應該得到重視。臨時監護人在心理疏導和學習上指導不力、親子接觸不足，缺乏完整家庭的關懷導致留守兒童在思想、行為和心理成長發育中容易偏離正常軌道。他們將是我們民族復興的接班人，是我們強國夢和強軍夢的繼承人，是未來現代化新農村鞏固脫貧成果的建設者，他們的茁壯成長于我們國家還是流動家庭小家都至關重要。
4.流動人口舉家還遷可能會造成城市經濟建設不安定因素
許多流動人口因為不愿意子女成為留守兒童，當子女無法在流入城市入學時，就會考慮被迫回遷，這無疑會影響城市中勞動力和人力成本的供給。而且大多數的回遷家庭都是農村移民，將他們限制在城市發展的門外，不利于未來中國城市化發展和推動人口城市化，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發展。
三、落實隨遷子女教育均等化的意義
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業。”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辦好每一所學校，讓每一個孩子都受到良好教育，切實解決流動人口子女、非戶籍人口子女上學問題，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是對流動人口群體最好的承諾。
1.促進教育均等化，提高社會治理積極性解決
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既是落實國家政策的必要行為，更是促進教育公平、共享教育改革發展成果的關鍵舉措。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破除阻礙人口流動的壁壘，促進市民化的發展，特別要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而解決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是破除阻礙勞動力流動體制弊端的關鍵一步，既能促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又能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提升流動人口對遷入地的認同感、獲得感與歸屬感，提高其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
2.降低社會治理成本，增強社會共治有效性
隨遷子女是流動人口家庭的關鍵紐帶，其教育問題關系到流動人口的核心需求。充分發揮流動兒童的紐帶作用、利用學校平臺聯結家長，一方面能夠盤活學校資源，降低政府、社會管理的負擔，減少人力、物力、財力的損耗；另一方面，能提高成年流動人口群體參與社會治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并提升社會共治的有效性。
3.挖掘“人才紅利”，提升社會共建科學性
調查顯示，九成以上的新生代人口具有對流入地城市較好的適應性和較高的融入意愿，超過半數的“10后”出生在流入地。由此推斷，流動人口隨遷子女成年后有極大概率在流入地工作生活。解決隨遷子女教育問題，有利于提高流動人口及其子女的居留意愿，儲備充裕的勞動力資源，保持“人口紅利”。優質勞動力是“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的重要因素。提供公平、優質的教育是培養和吸納優質勞動力，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長遠戰略要求。
四、實現“新市民”穩定化的建議
1.恢弘壯闊的人口流動，增加年輕勞動力供給，緩解老齡化壓力。將中西部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東部及南部沿海地區，釋放了人口紅利，帶來了經濟的騰飛，
2.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給，促進創新發展。從國際看，美國開放的移民體系吸收了大量優秀人才。美國籍諾貝爾醫學獎、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獲得者中，有25.8%為國際移民。從國內看，1979年深圳本地科教資源極少，但通過引進高素質人才和大量辦學，高學歷人才比例快速提升，從“制造工廠”邁向“硬件硅谷”、“創新之城”，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文化創意產業等戰略新興產業成為支柱。
3.集聚效應增強城市競爭力，助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成為世界級城市群與現代化產業中心。近年來長三角、珠三角等地進一步發揮其在各類人才、資本、創新資源集聚等方面的優勢，促進先進制造業集群和現代服務業集群融合發展，形成協同集聚的合理空間布局。
4.人口流入增加人口規模，擴大消費需求，并且消費增速與人口流入正相關。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2020年中國城市消費總額前十強的城市分別是上海、北京、重慶、廣州、深圳、成都、蘇州、南京、武漢和杭州，這些城市人口規模也絕大部分位列全國前15。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努力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讓流動人口逐步享受與城市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是實現教育資源公平分配和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重要方面。讓所有隨遷的兒童都在父母的陪伴下健康成長，享受父母之愛，享受城市優質的教育資源，讓孩子們有歸屬感，陽光自信地成長，讓他們學業有成，提高其科學文化、思想道德素質，使其成為潛在的優質勞動力，充分發揮人才優勢，擴大社會共建的參與面，提升社會共建的民主性與科學性。
建議人：周玉春，全國退役軍人培訓創業指導中心主任，《軍地智庫》主任。18514428913
毛福平，天津·海洋研究分會會長，《軍地智庫》執行主任。13920663488
李 鑫，《軍地智庫》秘書長。13910592773
參考文獻:
《中國統計年鑒2021》
《隨遷子女入學限制、兒童留守與城市勞動力供給》吳賈（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和張俊森（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文/周玉春 毛福平 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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