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A股市場有新舉措、新改革，投資者總是迎來漲知識的時刻。春節后的熱點名詞有：獨角獸和CDR。

獨角獸自不必說，富士康火速過會說明了監管層對以獨角獸為代表的新經濟企業支持的態度。而CDR則是緊隨獨角獸上榜證券熱搜，其全名是中國存托憑證(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那么，CDR的登場究竟會給市場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

十幾年前便已討論CDR

所謂中國存托憑證(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是指在境外(包括中國香港)上市公司將部分已發行上市的股票托管在當地保管銀行，由中國境內的存托銀行發行、在A股市場上市、以人民幣交易結算、供國內投資者買賣的投資憑證，從而實現股票的異地買賣。

早在1997年，CDR的概念已經被提出。但自2001年以來，理論界陷入了激烈的爭論之中，對是否推行CDR也有著不同的觀點。

與此同時，大洋彼岸的美國，ADR迅猛發展。不少中概股就是通過ADR登陸華爾街。2003年，中國人壽保險公司以摩根大通創立的存托憑證形式在美國上市，融資總額高達35億美元，成為當年世界上最大的上市項目。而百度(BIDU)、中國石化(SNP)、阿里巴巴(BABA)等也是因注冊地不在美國當地，而以發行存托憑證方式在美上市。

另外，不僅是中國，一些其他國家的企業也熱衷于通過發行ADR走向華爾街。根據紐約梅隆銀行最近發布的關于亞洲存托憑證業務發展趨勢的信息顯示，受惠于投資者需求依然強勁，且亞洲區持續涌現尋求資本增長的創新企業，2017年大量亞洲企業在美國積極發行存托憑證，且預計此趨勢將于2018年持續。

更快、更低成本地突破障礙

一方面是ADR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是CDR即將從零起步。富士康的迅速過會便是一個契機，將CDR再次推入市場視野。這主要是因為在現有監管政策下，包括生物科技、云計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四大類新技術企業在A股上市還存在一些制度障礙。

國金證券相關負責人前期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新技術企業上市主要面臨以下三大問題：

一是盈利門檻。我國的《證券法》對公司上市設定了明確的盈利門檻，如A股主板上市需要連續三年凈利潤超過3000萬元等。不過，由于互聯網行業特殊的業態以及強競爭環境，很多企業在上市融資之時難以滿足《證券法》所規定的盈利門檻要求。

二是同股不同權問題。《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股東出席股東大會會議，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決權，該規定是同股同權的法律基礎。

三是股權的VIE架構。一些企業赴海外上市后沒有拆除VIE架構，就目前IPO的審核標準來看，VIE架構是企業在境內上市的直接障礙。

因此，相比修改新股發行制度或者讓企業改變股權架構，發行CDR可以更快、更低成本地突破障礙。

讓投資者分享新經濟紅利

對于投資者而言，CDR如果能夠順利發行，那和過去最大不同不僅僅是可投資的品種增加，更重要的是，能有更優質的公司進行投資，并能更好地分享到新經濟增長紅利。

2月14日，在美股上市的京東集團宣布，旗下京東物流完成具有約束力的最終增資協議，包括高瓴資本、紅杉中國、招商局集團、騰訊等多位大佬將參與增資。而京東物流的估值就達到了134.4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為852億元)。

剛剛過會的富士康盡管只是集團一部分資產，但其2017年營業收入達到了3545.44億元，凈利潤為158.68 億元。

在港交所上市的騰訊控股也是新經濟的奇跡，二十年前，誰能想到一只憨態可掬的“企鵝”，現在深入到了我們社交、支付等眾多日常生活。3月13日，騰訊控股股價超過460港元，其市值接近4.4萬億港元。

可以說，富士康上市只是一個開始。2018年，對A股市場來說，更重要的是實現結構轉型、服務于新經濟新技術。

尚需進一步觀察制度安排

市場對新經濟充滿了期待，而對于CDR的即將推出，國泰君安策略分析師李少君指出，“在代表新經濟，代表中國未來產業轉型方向的一批海外優質中概股回歸后，將會給A股市場帶來新的價格錨效應，使國內的定價體系與國際接軌。且這批中概股的回歸為市場上的投資者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選擇。”

但李少君同時指出，CDR回歸還應注意兌換中概股的機制是否暢通，如暢通，CDR價格若低于海外對應價格，在套利機制下，CDR價格將上升，將與海外中概股價格相近。且CDR如能直接兌換中概股的機制暢通將帶來外匯流出問題，故需要進一步觀察相應制度安排。若CDR無法順暢兌換海外中概股，則可能會直接與分紅權利掛鉤，CDR便失去了其定價的直接錨，有可能出現內外市場較大的價差，長期來看A股市場的CDR可能會產生溢價情況，類似于AH溢價情況。